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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忠良:望尽天涯路

发布时间:03月24日  来源:武汉音乐学院校庆网  作者:  阅读次数:

 

编者按:《望尽天涯路》是武汉音乐学院前院长童忠良教授写于199479的一篇个人简要回忆,原刊载于由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洪湖文史》第8辑(该辑199411月出刊)。

望尽天涯路

童忠良

 

我生于19359月,现在已是年近花甲了。每当我回首往事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王国维的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我的童年,是在湖北洪湖的新堤渡过的,现在看来,似有几分“昨夜西风凋碧树”的色彩。母亲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十三人,我排行十二,前面的十一位兄姐和后面的小妹,都在我未成年时就夭折了。为了保住我的性命,我被采取两项特别的措施:父母特意把我送进了育婴堂,此后又将我送给别人来抚养。我出生不久,就被人放在孤儿院窗口的木质圆斗转了进去,表示当时的我已经被育婴堂收留了,然后又立即将我从孤儿院窗口的园斗另一端送出来,表示这个孩子已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从育婴堂里抱出来的另一个被别人所遗弃的孤儿。据说,这样的孩子容易养活。由于这一特殊的经历,加之我又从来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由别人抚养,这就不由使我从小暗自怀疑,可能从育婴堂窗口出来的真是换过的孤儿?因此,自己似乎总有一种不如人的感觉,但又总想挣扎着摆脱这种处境。这对我日后性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记得我的最后一位抚养者是戏院里的“跑堂”,我不知当时对这种“跑堂”是怎样称呼的,现在的戏院里早巳没有这种职业了。这工作很简单,就是将茶水和热毛巾送给看戏的观众。那时我可能只有三岁到六岁。每晚我被抚养者安排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茶炉边,我总是在唱戏开锣时兴致勃勃地看戏,慢慢地就在锣鼓的喧闹声中睡熟,直到戏散场后才被叫醒回家。现在看来,从小泡在戏院里的这段“童子功”,可能对我日后学音乐大有好处,至今我还能断断续续地哼几句“空城计”、“打花鼓”、“送香茶”等京、汉、楚戏的片断,这都得益于小时在戏院里的熏陶。

我的第一首自作歌曲大概是在十一二岁写的。也许是由于亲生父母的早逝,想到自己到处飘泊的生活,似有许多辛酸要倾诉,在不懂任何作曲法的情况下自己写了词与曲。现在还记得此歌的头两句是这样的:“凄度漫夜,等待天明,流浪人儿找寻人生的真。”这半通不通的词句,多少反映了那种“望尽天涯路”的期待与憧憬。当时我常常一个人哼唱自己写的这首歌,有时还独自掉下眼泪来。不过,这种伤感的音乐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了,大概是残酷的生活使我逐渐懂得了独自悲伤难以生存下去。这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毕竟是有点过于早熟了。

武汉解放不久,有好几所南下的革命学校招生。由于我喜爱音乐,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考了中原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记得当时有3000多人报考,只取60名。也不知是怎么阴差阳错,我居然还榜上有名。中原大学的前任校长是陈毅同志,当时,进这所学校就意味着参加革命了。凡到文艺学院学习的,必须先到政治学院学习政治,还要参加土改。记得当时我背上了三八式步枪,以共产党干部的身份参加土地改革,还只有十五岁,好些事都不懂,只是跟在参加革命的大哥大姐们后面边学边干。

自从进了中原大学后,我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在班上数我的年龄最小,历史清白,从小又受过一点点苦,在刚解放时,这种出身是很值得自豪的。当时,我是音乐系学生会主席,专业学习又名列前矛,一切是那么顺利。我第一次感到,整个国家解放了,我个人也解放了,我几乎整日都沉浸在欢声笑语之中。

然而,好景不长,突然祸从天降。1951年底的某一天,学院的领导突如其来地告诉我,说我没有学音乐的基本条件,要我改行。我当时表示完全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因为我的专业学习成绩很好。领导说,这是两位音乐专家的意见,说我的家庭条件太差,父母又不懂音乐,不可能有音乐细胞。我表示对这两位权威的意见不服,将我的音乐各科优秀作业成绩呈交给院领导,请求领导作出实事求是的裁决。

过了不久,不知是怎样的内幕,我总算被留下来继续学音乐了。但是,权威的评语仍然在我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不管如何不公正,有一点他们倒是说对了:父母的身上并没有传给我多少音乐细胞,我正式学音乐确实是太晚了。打从这以后,几乎有十年之久,我都被这个幽灵般的阴影缠绕着。不过,由于我幼年时期的特殊经历,这个阴影反而成了我奋发的动力。我坚信将来总有一天会证实,两位权威的判断是错误的。

1953年,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形势下,中南大区塔省出音乐系科全部合并到武汉成立了中南音专,我也随着进了中南音专作曲系学习。两年以后,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被通知作为国家公派的留学预备生参加选拔。当时,中南音专各系参加选拔的共十余人,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忙着填表,体检,给各自的亲友报喜,只有我却异常冷静,认为出国留学对我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然而,选拔的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的,仅仅批准了我一人到德国留学。

19558月,我来到民主德国,先在莱比锡马克思大学学习一年德语。从1956年到1961年,在莱比锡高等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这是一所世界著名的音乐高等学府,由音乐家门德尔逊所创办,音乐家舒曼曾在此校任过教,音乐家格里格曾是此校的学生。我有幸师从德国作曲家协会主席葛斯特教授,他也是任何一本权威性的国际音乐家辞典都有专门条目介绍的较有影响的音乐家。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更加激发了我拼命学习的热情,我立志要大干一场,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誓言:“不攀顶峰非好汉,誓将铁鞋磨穿。”

在音乐学院,我除了完成课堂里的各种作业外,还另外加码自学了配器法与交响乐。到二年级,我在较好地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学习任务的前提下,还偷偷写成了一部交响乐习作《新中国交响曲》。主科老师葛斯特教授看了后,决定赶快排练此曲,并将其作为毕业作品加以肯定。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在排练厅里排完第一乐章时,全体乐队队员长时间的敲谱架以表示祝贺的热烈情景。这时,我想起了前面说的那两位音乐权威,觉得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学习成果,确实要感谢他们当年对我的苛刻要求。

1961年我学毕归国返回母校工作,除了接受繁重的课堂教学任务外,主要是下乡收集民歌与体验生活。这一方面是当时的教学需要,常带学生下去,另一方面也是我自感脱离国内实际太久,想趁此补一补课,也好为音乐创作打下一点生活基础。这样过了四五年,在湖北农村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脚印。然而,正当我准备写点大型作品的时候,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切专业方面的打算都成了泡影。

所幸的是我在教学方面还多少有一点成果。l962年暑假,正当我冒着酷热紧张地为和声学备课时,可能是由于近现代和声的许多问题无法讲解清楚,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是否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还不为人们所知的“同中音调”?当这种直觉一产生,我就认识到了它的价值,于是就赶紧抓住时机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在文革后经过多次修改,作为学术专著《近现代和声的功能网》出版了。书中提出了同中音调的命名,并论证了重同名调、功能族、双属相通、广义的音级功能、三大和声功能的重新划分以及对称的宫角轴等一系列新概念。这些论点在国内外属首次提出,因而有人评论此论著是“对和声学的研究开拓了新天地”。其中一些主要新创概念已被有的音乐辞典分别列为专题条目并原文加以引用。该专著的主要内容也已正式纳入某些和声学教材。

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参加了曾侯乙编钟出土的有关工作,我一头钻进了编钟律学的数据之中,发现了一些难以令人置信的事实。我不仅常常沉醉于兴奋之中,也几乎是生活在热泪之中,为祖国古老文化的伟大而激动不已。在这种不寻常的情态下,许多百思不解的问题,有时会感到就在一瞬间突如其来的领会到了什么似的,忽然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狂喜。带着这种喜悦,我撰写了《论曾侯乙编钟的三度音系》,该文将麦松的中音学说、兴德米持的音序学说以及巴托克的轴心音体系等著名理论与曾侯乙编钟作了比较研究,从而对编钟的音系网作了跨时空的假说与论证。此成果曾在1984224《长江日报》头版头条作为“曾侯乙编钟研究获重大进展”加以报导,并曾带到西德作为出访学术交流论文存档国际比较音乐研究所。

经过这次欧洲之行的论文交流,使我进一步坚信,只有献身于自己祖国的民族音乐,才可能走向世界。从这个时候起,我更加以满腔热情学习与宣传中国传统音乐。先是参与主持召开了曾侯乙编钟国际学术会议;随后,又主持随州擂鼓墩二号墓编钟的测音研究,证明第二套编钟也是可供演奏的乐器,并提出了两套编钟(共一百件)在乐律上可组合为一个整体的论点,还根据此论点主持试制了“楚曾百钟”重点科研项目。

这时,我的行政工作任务加重了。先是担任湖北艺术学院的副院长、党委书记;从1985年起,又一直担任武汉音乐学院的院长至今。还先后兼任了中国音乐学协会理事,中国律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审组成员,并作为有突出贡献者享受国务院第一批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被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国际名人等称号。这些虽然与专业活动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联系,但有些活动无疑要占去我从事音乐研究的许多时间。不过,我仍然以充沛的精力挤时间继续搞科研。当然,平心而论,这些成果并不都是那么理想,质量高的东西只是少数,但总算没有丢下音乐研究,总算在宽阔的艺术大道上慢慢前进。

由于行政工作多,我只能算是在“业余”搞科研。有时也并不一定是都想在专业上作出多少成绩,只不过是想将自己的脑子从繁琐的杂务中暂时解脱出来。可能是因为我学生时代的作曲基本功的影响,现在每当我进行科研或撰写文章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幻想的王国,常常会感受到在那抽象世界中自由驰骋的乐趣。于是,论文一篇又一篇接连发表,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出版。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书籍共18部,已发表的主要论文共30余篇。其中包括《百钟探寻》、《论义勇军进行曲的数列结沟》、《近现代和弦的数列结构》、《论我国民族音乐的数列结构》、《论模糊音级的隶属度》、《论十二音级双均多宫》,《论传统和弦与现代和音的中介》、《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等一系列较有影响的论文。

1992年到1993年,我应维也纳大学音乐院的邀请,赴维也纳共同合作研究有关东西方音乐比较方面的课题,并在奥地利和德国一些城市讲学。所讲的有关中国民族音乐的某些课题,引起了外国同行的注视,特别是关于2400年以前的曾侯乙编钟的乐律以及8000年前的舞阳贾湖七孔骨笛的情况,不仅使人惊叹不已,而且有可能使得中国音乐史甚至世界音乐史的某些结论不得不加以改写。难怪维也纳大学音乐院院长费德迈尔教授在评价这些科研成果时,说它是“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新曙光,从根本上讲,对世界音乐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当然,我心里明白,如果说我在这方面作了一点什么的话,那只不过是沾了我们“老祖宗”的光,因为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实在是太丰富、太博大精深了。

回首往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总的感觉是对这许多年所取得的成果并不那么满意。好在还有时间继续追求,继续探索。望尽天涯处,前面的路还很远,很远!

                                                                                                                    199479日于武汉

  1998年,童忠良教授领团的中华编钟乐团前往美国与波斯顿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童忠良教授代表武汉音乐学院向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赠送时任院长赵德义教授的书法作品《枫桥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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