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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鑫:往事历历在心头——从斯坦威演奏钢琴的引进到编钟音乐厅的建设

发布时间:06月21日  来源:武汉音乐学院校庆网  作者:  阅读次数:

 

作者:陈家鑫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所音乐学院,没有音乐厅和高质量的演奏钢琴,是很难办学的。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办得既小且穷,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开始改善。然而,由于历史欠账太多,艺术实践场所和教学设备的积累和建设也是一个不断地跑项目、要资金的渐进的过程。

编钟音乐厅的原址是我院的旧礼堂,系上个世纪50年代初建成的,门楼两层,内厅一层,里面全是白木黄漆的长条靠背板凳,每条板凳上可坐5人;板凳背后还有可供支撑起来的木板,便于人们听报告时做笔记用。礼堂上方悬挂10把西门子牌吊扇,两边有10把排风扇抽换气用。礼堂两侧有几扇老式的带中轴的乳色玻璃窗户,外加窗帘。舞台比现在小,没有化妆室,也没有灯光室,只是在舞台的左上角,搭一个小木台给灯光师配光用,演出一般都用话筒。进礼堂大门的两层门楼的二楼做接待室用,院里的很多小型会议也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外是凉台,和四棵松东西两侧的4栋东正教风格的楼房相对称。

由于年久失修,礼堂到处漏雨,小雨左边漏,大雨四处漏,三角钢琴放在舞台上,一下雨就让人提心吊胆;多次向院里提出礼堂要维修,但苦于没有经费,只能是捡一下漏而已。

就是这样一座礼堂,曾经接待过许多国内外著名的音乐家演出,如刘诗昆,郭淑珍,殷承宗,石叔诚等等;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和前苏联的专家也有一些。

上个世纪的1984年,学校还叫湖北艺术学院,我被学院任命为教务处教学设备科科长,基本上是负责乐器的保管、维修和演出服装之类的工作。19853月,学院接到省计委综合处一个关于申报外汇额度会议通知,学校不知派哪个单位和哪个人去。我对时任教务处处长的梁訢同志说:我去!争取点外汇,买1台西德产斯坦威演奏钢琴。因为舞台上的演奏琴还是上世纪50年代东德产的,已经老化了,买的国产三角琴也大多都不好弹。梁处长说:你要是能把斯坦威钢琴搞成了,就记你一大功。就这样,我去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这是我院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很兴奋,我院急需外汇买演奏钢琴及图书资料,并口头申报了5万美元,结果批了3.2万美元的额度。

回院后,时任常务副院长史新民同志指示我:买1台斯坦威牌演奏钢琴,如有富余,就买立式日产雅马哈钢琴,能买几台就买几台。通过多方询价,我们选择了香港通利琴行——因为此前院里曾派杜共和、李红梅两位侨胞到过香港,拜会过琴行的总裁,谈妥如果学院需买乐器,一定会以最优惠的价格给我们。他们当时的报价能买一台9呎斯坦威牌演奏会钢琴,还能买10台雅马哈120型立式钢琴。

谁知准备签合同时,外贸公司告诉我,3.2万美元的额度不是钱,还要人民币配套,就像使用粮票一样。按当时的汇率一算,大约需要20万人民币。在学院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不会有钱干这个事情的。于是我找到财务处的李婷同志(时任会计员,她是在财政厅宿舍大院长大的)陪我一起,找到省财政厅行财处时任处长李思玉同志,向她汇报了这一情况,重点说明了学院的困难和需要,特别强调我院从来没有申请到外汇额度,如果不用,年内过期,以后再也难申请了。也可能是我们的运气吧,在李思玉处长的帮助下,20万的专项经费很快批到了学院。随后就是跑海关办免税,其艰辛不赘述。

此批进口钢琴使用后,效果很好,解决了教学科研上的急需。那台斯坦威牌演奏钢琴就放在旧礼堂的舞台上。这是一台很好的钢琴,键面是象牙的,约合10万元人民币。

1985年,学院更名为武汉音乐学院。1986年,史新民副院长给我布置新任务,说他与童忠良院长商量过,再申请点外汇,还买10台雅马哈钢琴及电教设备。此后,他有时亲自带着我和李婷跑教委和财政厅,反映学院的困难。就在落实这项经费期间,李思玉处长对我说,她要去北京财政部办事,看能不能争取中央财政也给我们学院支持一下,让院里搞个报告。于是我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但报告却几天都没有拟出来。我在教务处开行政会时谈及此事,时任副处长李祖德同志说,他马上就可以搞出来,当时就写下一个学生食堂多少万,教工食堂多少万,维修礼堂多少万,录音棚多少万,教工宿舍多少万,一共500万的报告,立刻送院长批示后打印上报。财政厅李处长看到报告后说不行,只能从房屋维修或设备方面最急需的报一项。我向万惠烈副院长汇报后,就和他连夜赶到财政厅李处长的家,最后商定,只报礼堂维修。

李思玉处长从北京回来后告诉我,争取到一点,30万,是国家财政部教科文司赵昆煦司长批的;如不够,省财政再给予支持。

198611月,30万专项经费下达到院。省财政在1987年也下达了20万元。我们还受学院委派上北京,到翠微西里找到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同志(他是原湖北省教委主任),向他汇报学院的困难。他对学院情况也比较了解,争取国家教委能给予学院帮助一下。19874月,国家教委的30万专款下达到学院。这样,一共就有80万经费了,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较大的款项。

如果说这笔钱只用于维修礼堂,还是比较宽裕的;若要建造新的又不够。院领导的想法是,建一幢不带管风琴的音乐厅,把复制的一套编钟放进去,就叫“编钟音乐厅”。与基建的有关同志估算了一下,大约需要一百多万。到底是维修还是重建?正在酝酿时,时任省教委主任的孙德华,副主任周春华、张叙之来院调研。史新民副院长向他们汇报了这一情况,孙主任拍板,他果断地说:那就盖新的吧。就这样,院领导决定拆旧礼堂,建新音乐厅。198762日省教委鄂教计044号文批示立项。于是,暑假期间开始拆旧礼堂,建编钟音乐厅。

这期间,院里先后委托武汉大学建筑系和中南建筑设计院进行设计;基建办的同志到北京、上海、沈阳、广州等处考察,力求把音乐厅建得完美。

然而,还是因为经费问题,编钟音乐厅一建就是3年多!开工后,由于物质条件变更和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等原因,资金出现很大缺口。院领导想了很多办法,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还请部分高校参加省人代会的代表在会上呼吁。19907月上旬,学院委派我和李婷去北京财政部。行前,我们到省财政厅,请他们帮我们向财政部搞了个报告。赴京后,在财政部教科文司找到赵昆煦司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很同情学院的困难;两天后他告诉我们,他已报经时任副部长的项怀诚给我院批拨了100万元的专项经费。

尽管这批经费缓解了音乐厅建设资金紧张的状况,但依然有缺口。省里的经费是逐年下达的,所以,项目拖了3年多。直到1991年,为迎接建党70周年,院党委要求520日必须完工,指派时任副院长的王斌清同志主抓此事。基建办公室为此挂起了倒计时牌。1991520日,编钟音乐厅基本建成,掐指一算,历时310个月。

说是基本完工,是因为还没有钱装中央空调,仅仅预埋了管道。再去找省财政厅吧,李思玉同志已升任副厅级调研员,不管行财处的事了,而新任的马处长对人大代表在会上提音乐厅的投资问题正生气呢,对我们冷淡了,不太好说话。就在为难时,音乐厅落成庆典后的6月中旬,我们获知财政部赵昆煦司长来武汉召开一个会议,住东湖宾馆,于是院领导派我和李婷去邀请他们来学院,院里为会议组织了一场演出。为表诚意,主持工作的匡学飞副院长和主管基建的王斌清副院长也亲自出面邀请,一是表示感谢财政部对院编钟音乐厅的投资,二是缓解一下和省财政厅计财处的不愉快气氛。

演出的晚上,为使音乐厅里温度降低,两侧走道放了一些用水桶装着的冰块。来宾全部坐一楼。时任院党委书记叶福佩同志陪同赵司长、马处长一行坐在一起。她安排我坐在后一排,随时介绍演员的情况。

我想“财政爷”请来了,院领导怎么都不提钱的事呢?我看赵司长情绪很高,幕间时我就说,您知道为什么邀请您来看演出吗?他问“为什么呀?”我回答,原来这里是个旧礼堂,我们以您批的那些专款为基础,重新盖了这幢新的,声音效果很好,学院很感激您,特地邀请您来看看。他说,那你们今后可以组织师生演出,搞点创收了。我说不行,音乐厅还不能演出,因为音乐厅不通风,武汉夏天很热,没有装空调,只是预埋了管道。他说,那是不行!问装空调要多少钱?叶书记忙说大约50万吧。演出结束之后,赵司长临上车时,对省财政厅的同志讲:让他们搞个报告吧!就这样,我和李婷又上北京,争取到财政部再给我院拨款50万,音乐厅终于装上中央空调了。

编钟音乐厅建设耗资500多万,其中180万是国家财政部拨款,30万是国家教育部投资,其余的款项都是省教委和省财政厅逐年划拨的。省里的投资,与时任省教委计财处金黎明处长对学院的热情帮助分不开。

编钟音乐厅共有777个座位,不管坐在任何一处,不用音响,都能听到极好的声音品质,清晰的声音层次,良好的声效混响,当时在国内音乐院校中,我们是第一位的;在世界上,编钟音乐厅只有唯一这一座。今年是编钟音乐厅落成20周年,20年来,我院师生和国内外很多著名专家在里面进行了数千场演出,省市很多领导都来过,为我院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与改革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很多中青年音乐家,都是从这里开了毕业音乐会而走向社会的。

编钟音乐厅建设期间,有几位同志是热情地帮助了我们的,他们是时任国家财政部教科文司的赵昆煦司长、国家教委邹时炎副主任、省财政厅行财处李思玉处长,省教委计财处金黎明处长。赵昆煦司长和金黎明处长如今已作古,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

我这里主要是从如何争取经费这样一个层面来谈编钟音乐厅的建设,是很不全面的,没有谈及院领导的各项决策,以及基建办公室同志们的艰辛——设计、选材,夜以继日地抓施工等等。我和李婷多次跑经费,也是先后由史新民、万惠烈、王斌清副院长领导,财务处何耀斌处长积极配合的;还有做了很多工作的同志,这里就不赘述了。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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