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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石:我的第三次人生转折

发布时间:05月22日  来源:武汉音乐学院校庆网  作者:  阅读次数:

    ——19781982在武汉音乐学院

 

  作者:方石

  一

  我的人生道路有过四次重要的转折。第一次是初中毕业后作为一名知识青年,从重庆巫山到湖北公安插队落户,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教育的时间不算太长,只有9个月。第二次是被武汉钢铁公司招工,从农村回到城市,在武钢冶炉厂当工人,一干就是7年。第三次就是1977年的冬天,我国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我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考上湖北艺术专科学校,即今天的武汉音乐学院,从工厂又回到学校。此时我已23岁,这个岁数应该是正常大学毕业的年龄。虽然上大学晚了四、五年,但我依然感到庆幸。因为这次难得的高考,我有幸成为全国1000多万考生中被录取的40万分之一,有幸成为报考中南音乐专科学校音乐系3000多考生中被录取的36分之一,更重要的,它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拐点——如果没有它,我想不出我会是谁,我会在哪里,我会到哪里去。由于有了它,我才有了自我,有了现在,有了第四次至今长达31年的音乐经历。

  二

  记得那年高考,我报了理论作曲与小提琴两个专业。作曲试题包括两部分,一是写歌,歌名为《朱德的扁担》,要求只写旋律不配钢琴伴奏,用简谱也可。由于我在工厂写过82首歌曲,故对此毫不费力;二是基础乐理与和声,其中一道题是配四部和声,有一个指定的K标记把我给难住了,想来想去始终不知其意,不知道当时究竟是怎样做下来的。小提琴考试我演奏的是《红河山歌》与《新疆之春》,余光中见一位老师不时地摇头,心想没戏了。只到后来才搞明白,这位老师的摇头是他自然的生理反应,并不是在评判。那次高考,所有考生都要考作文,题目是“初见成效的可喜景象”。因为有七年多的工厂生活,故我写起来较为顺畅。文章的结尾,我把纵横交错的铁轨比作一行行乐谱,把满载钢水的火车比做流动的音符,汽笛高歌,唱着喜悦。这种想象或灵感突如其来,毫无准备,其实它仍然是源于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感悟。音乐这一行特别需要灵感,其另一层意思就是特别需要生活。听说那篇作文曾被学校附中的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其原因或许是这篇作文将劳动场景与音乐形象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亮点,同时又特别对应音乐门类的考试。无庸置疑,当年的考试难度与今天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这是音乐发展与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还想提及的是,当我家乡的的一些朋友祝贺我考上大学,而在看到我的录取通知时,却对“中南音乐专科学校”表示出一种不屑的感觉,说“专科学校”是什么大学呀,不很实吧(重庆话,意为不怎么样)。当时我不可能去做怎样的介绍,因为自己对学校也知之甚少。现在看来,一个学校的校名的确是一件要事,否则,我们的母校怎会一次一次地更名呢?我想,今天的“武汉音乐学院” 再不会被人轻视,再不会被人更改,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名牌。

  三

  还记得我们住过的第9栋楼,尽管它现已不存在了。六个同学一间寝室,三张高低床,每人一张书桌,外加公共厕所,大锅炉烧开水,以及一间可能只有一两个自来水龙头的简陋的洗澡房,好像这就是当时学生宿舍的基本状况。回想一下,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却没有谁对生活条件有过什么抱怨,或许压根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能允许考大学、并能考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况且有不少同学是来自农村,其生活条件还不如学校呢。我们77级是78年春天入学(这种情况恐怕是史上仅有的一次个例),在快进入夏天时,同学们的棉被棉衣等没有地方置放,于是建议学校腾出一间房来做仓库。我和邹野同学主动提出做仓库保管员,获得校方同意。于是,我俩在堆满同学们的冬季物品等杂物的那间寝室里,置放了一张高低床,他睡上铺,我睡下铺,就这样度过了三年多相对安静一点的时光。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住的标准间,相比之下,已经很特殊了。

  四

  忘不了好多回第一次。

  第一次全班课堂见面,音乐系(当时没有按专业分系,两年后才分为作曲、声乐、管弦、民乐等系)主任梁訢老师说,你们班现在是36位同学,毕业时就不见得还是36位了,这是我们学校常见的现象。当时我们都不明其意,也没在意。果不其然,两年后林则忠(小提琴)同学去了香港,三年后郑力(声乐)同学转到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门下,印证了梁老师的判断。我不知道其它班会不会也是这样,以后会不会都是这样,虽然这不是什么问题,但也说明了世事难料这样一个道理。

  第一次上和声课,副院长谢功成老师与马国华老师同在讲台,足见学校对77级的重视。正式开讲前,谢老师点名让我回答,一个自然大调里有几个大、小三和弦。我从座位上站起,心里有些紧张,对如此简单的问题居然没有答全,就像现在“青歌赛”的一些选手,一到素质测试就发懵。谢老师说了两点,一是以后回答问题可以不用起立;二是上课前要预习教材。他的话让我感到既亲切又严肃,尤其是做好预习对听课的确很有帮助。以后的课由马老师主讲,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说到“互联网”,当时如听天书,现在想来马老师是何等了得。

  第一次上复调课,发现廖宝生老师经常用到“美丽”这个关键词。他说,复调的主题一定要美丽,只有主题美丽,答题才可能美丽,越是重复才可能越是美丽。多年以后,我在写《亲爱的中国越来越美丽》一歌时,眼前除了展现祖国日新月异的崭新景象,也不时飘过那个“美丽”的影子和声音。今天,我们都在感受美丽中国,而三十多年前的廖老师就把音乐的“美丽”带到了我们面前。复调课后由赵德义老师接任,他的“面对面、线对线、点对点”的思维与技法同样给了我们许多美的体验。

  第一次上曲式课,感觉孟文涛老师讲话温文尔雅,娓娓道来,一点不动声色。似乎没有重点、没有强调、没有起伏,就像一湾湖水,平静而悠然。下课后同学们议论,有的说听课时思想不易集中,有的说好像不得要领,等等。几堂课下来,大家却有了别样的感受。听孟老师讲课,一定要聚精会神,容不得丝毫分心。因为他的每一句话、每一次分析以及每一个论点,看似平淡却充满睿智,轻描淡写之中蕴涵了深刻的理性力量,一不留神你将只会感到遗憾。看来,不断适应老师的个性特点,从而捕捉其闪光的知识,也是作为一名学生必须懂得并掌握的本领之一。有一段时间,彭志敏老师协助孟老师进行个别改题,其理论学养、缜密思维及治学精神也非同一般,不愧为孟先生之弟子。

  第一次上民歌课,方妙英老师让同学们解释什么是民歌。在同学们的各种回答后,我说了一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此话引来大家一片哄声,这使我莫名其妙。而方老师却对此给予肯定,她说对许多事情我们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接着方老师又问,《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与之齐名的还有什么。见没人回答,我说还有屈原的《楚辞》。也许是我答对了,也许是我与方老师同家门,大家一致选我做民歌课的课代表。我没有推辞,心想,当代表就是多花一点时间为同学们服好务,同时也促使自己首先要学好,何乐而不为呢?事实证明,学好民歌课是很管用的。

  第一次上童忠良、陈国权、曾理中和钟信明老师的作曲个别课。一年级上学期,童忠良老师教我作曲。第一堂课他对我说,你按自己的兴趣写,写什么都行,我都可以教。我说就先学写歌吧,他说没问题,歌曲一样可教。他的教学方式让我体会到什么叫“自由作曲”。期末考试我的习作是《放风筝》(不是现在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材的同名歌曲《放风筝》),成绩还不错,得了90分,为全班最高。后来,我们班的配器课也是童老师讲授,其时,他在和声学、乐律学、数控理论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并具有前沿意义,他的博学与精深实在让人折服不已。

  一年级下学期直到第二学年,均由陈国权老师教我。第一次上课是在陈老师家里,此时他刚得贵子,一边改习作,一边摇摇窝,事业家庭两不误(那个摇篮里的婴儿,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留校任教的陈欣若博士)。在他门下,我写了古筝与大提琴《静夜思》,成绩不理想,只有80分。还写了声乐协奏曲《神女的礼赞》第一乐章,成绩又回到90分。写此作品的动因,一是家乡情结,二是此类体裁的作品少见,三是陈老师认为我的旋律写作已基本过关,所以想以此作品来较为全面地检验和暂时结束我在学校期间的声乐写作。这里很想提及一点,其时,所谓的新潮音乐已渐入我国,同期的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学子正热衷其中,而我们却对外面的世界全然不知。显然这是信息不灵和缺乏交流所致,否则,我们学校的教学与学习成果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当然这是后话。在那期间,曾理中老师代上了几堂课,给我留下亲切、幽默的印象。他曾说,现在条件有限,你们写的东西如不能变成音响,就找木匠打个柜子,把它们锁起来,日后总会有用。今天我想告慰尊敬的曾老师,现在作曲系学生的习作基本不用锁在抽屉里了,能听到自己写的总谱已是轻而易举之事。

  第三、四年级,我转到钟信明老师门下。第一次上课就被钟老师的激情与自信所深深感染。授课时,他除了用钢琴弹奏总谱,还常常舞动双手,以指挥的方式与你一起感受、把控作品的张弛起伏和发展趋势。这种方法使我受益匪浅,至今还起作用。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交响序曲《鹤归》和交响组曲《舟山渔号》两部毕业作品,成绩为全班最高分90分。临近毕业时,我们77级、78级共十四位同学一起,有幸聆听了郑英烈老师关于《序列音乐写作基础》的专题课。想必这门课是学校临时加进来的,其良苦用心和与时俱进的深意,让我非常感动。郑老师的课为我们开启了一道新的大门,艺术无止境,学习不止境,只有坚持继承创新,才能不断推动音乐的进步与发展。

  四年中,作曲系根据同学各自的特点与学习程度的逐次升级,安排、更换不同的老师进行教学指导,这种方式既有针对性,又具拓展性,它打破了传统的门户观念,建立起一种新的师生(徒)关系,这对学生开阔视野、丰富学识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利于教学相长和学学相长。相对于一教到底,我更赞同我们作曲系的做法,并希望推广开去。

  五

  还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记忆。

  例如三次采风。第一次是78年冬,曾理中与彭志敏老师带领我们77级作曲专业的7名同学赴湖南嘉禾采风。我们背着被子及行李,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整整一个月,走村访户,学喝米酒,学唱民歌,用笔记录,最终收集了200余首民歌,以《湖南嘉禾伴嫁歌》为名装订成册。回校后我以此为素材,写了钢琴组曲《嘉禾伴嫁歌》(5首)。第二次是79年秋,我们7名同学随方妙英老师到湖北江陵观摩荆州地区民间文艺汇演,其中对监利县的薅草锣鼓《啰啰咚》印象深刻,方老师还逼着我们连看三遍荆州花鼓戏《站花墙》。多年以后,这两种音乐元素都曾运用到我的创作中。第三次是81年夏,为写毕业作品,学校让我们自选采风地点,每人补助100元。我与邹野、宋乔、陈朝汉三名同学结伴,赴浙江舟山群岛。通过当地群艺馆的协助,我们在岛上活动了三天,采集到不少有用的素材。当我们返汉途中到了南京,宋乔同学说发给他的补助还没用完,故提出一定要住有电扇的房间,让我佩服他好会过日子。不过,那时的100元倒真的管用,譬如部队招待所住宿每人一天5角,一餐1角5分,只要稍加节约,100元还真够。今天说起这些,有如天方夜谭。我的毕业作品交响组曲《舟山渔号》自然是源于此次采风。

  例如两次会议。一次是1978年8月,中国音协在武汉东湖召开“全国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副主席贺绿汀等全国许多老一辈音乐家和著名词曲作家百余人云集武汉。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第一个大型音乐学术会议,对我国以后的音乐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借“近水楼台”之便,我有幸旁听了此次会议。部队作曲家生茂老师讲述他创作歌曲《老房东查铺》的经历使我记忆犹新。歌中那句很长的拖腔,既是描写房东手提马灯缓缓查铺的过程,以体现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细致如微的关爱之情,同时又破了常规的乐句结构,让人耳目一新。作品将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另一次是1979年10月18日至25日,由湖北艺术学院主办的首次“高等音乐院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来自全国高等音乐院校和声学学科的近百余位专家、教授和音乐理论工作者出席会议,会上宣读交流论文论著60余篇(部)。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领域举行的第一个高层次的学术会议,对于促进高等音乐教学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和声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会议就在学校举办,故我们更有“先得月”之利。亲耳聆听众多老师的宣讲,感觉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同时,我们也首次接触到本校不少老师的论著论文,如《和声的三大功能网》等等,了解到我校和声学理论的整体水平,让人感到自豪和骄傲。此次报告会是对我们和声课一次难得的补充与扩展。

  例如两次讲座。一次是施光南,一次是傅庚辰。施光南是继聂耳之后,第二位被授予“人民音乐家”称号的作曲家,至今还没有第三位“人民音乐家”诞生。施光南老师来我校讲座的时间大约在79年,确切的日子已记不清楚了,但他创作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及《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当时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永远难忘。他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与创作体验,使我们真切感受到他对音乐永不放弃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深深热恋的赤子情怀。他说他在默默无闻时也曾经做过一些好玩的事情。例如他以“阿查都力亚”、“阿热布森”等一些模仿外国人的名字创作了《懒惰的杜尼亚》、《圆舞曲》等三十多首中外民歌,在晚会上演出或在刊物上发表,结果很受欢迎,而自己则在一旁偷着乐。他“骗”过了群众也“骗”过了行家。讲起为何这样做,施光南说,其一,当时自己十分腼腆、怕羞,不喜张扬;其二,觉得好玩,从中感受到某种心灵上的快乐;其三,只有如此,才可能得到较为公允的评价。我没有像他这样去做,但有时出于某种原因,也用过好几个笔名,把自己藏了起来。傅庚辰老师当时为八一电影制片厂专职作曲家,二十多年创作了数十部影视音乐和数百首歌曲,后来他成为总政歌舞团团长、军艺院长、第六、第七届中国音协主席。傅庚辰老师与方妙英老师是沈阳音院的同学,或许因为这层关系,故邀他来我校讲座,其时应为前次讲座不久。也许普通人对傅庚辰的名字不太熟悉,但只要说出《雷锋,我们的战友》、《地道战》、《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闪闪的红星》、《红星照我去战斗》及《映山红》等歌名,就无人不晓了。傅老师讲起自己的创作,更多的是讲到他怎样体验生活。例如写电影《雷锋》,他就去“雷锋班”当战士,写电影《地道战》,他就去钻地道,每部作品的背后都有许多故事。他认为好的作品都是来源于对生活的体会,只有生活到了,情感也就对了。傅老师介绍,电影《雷锋》起初的主题歌为《高岩之松》,突出了雷锋高、大、全的形象。经过大量的采访、切身的体验以及反复的推敲,终于从捕捉到其伟大又平凡的主题形象,这就是《雷锋,我们的战友》。傅老师的创作态度极其认真,对每一部影片,他都仔细钻研资料,根据影片发生的地区,寻找该地区的音乐素材,然后加以提炼整合,最终完成自己的创作,使其既富有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又有作者个性特点,既通俗易懂又不失大家风范。电影《地道战》中,那段由板胡主奏、揪人心魄、极具紧张感的音乐旋律就是一个经典的范例,想必它常常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傅老师的创作故事,给了我许多启迪。最近,他针对三十多年我国交响乐作品乏力的现象,提出交响音乐民族化、民族音乐科学化、现代技法中国化的观点,体现出他对促进我国音乐事业发展孜孜不倦的思考与追求。

  六

  与以上的回忆不同,毕业前夕,准确地说是1982年1月16日,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挨家挨户尽可能找到教过我们的老师,请他们赐言寄语,至今我还对此做法感到有些得意。每每翻开阅读,总有新的感慨。这也是一种回忆,一种看得见的回忆。我想摘录部分与大家分享,按签写先后为序。

  谢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方石同学毕业留念。

  王义平:艺术品都需要情操,不炫耀、不争名、不争利,这是走向艺术的必要的第一步。与方石同学共勉。

  钟信明:以毕生的精力献给崇高的音乐事业,为维护艺术的纯洁性而斗争!方石同学留念。

  童忠良:让我们共同为祖国的音乐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方石同学留念。

  方妙英:努力虚心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为发展我国民族音乐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曾理中:为祖国的音乐事业努力工作。写与方石同学共勉。

  廖宝生:为祖国的音乐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方石同学毕业纪念。

  孟文涛:音乐是人类文化结晶之一,要为人类文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方石同学毕业留念。

  韩备初:为提高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而努力奋斗!

  陈 威:伟大的中华民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音乐遗产和艺术精神,我们这一代人,要为开拓社会主义的、中国气派的、富有创造性的音乐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与方石同学共勉。

  刘正维:没有创造,不成为艺术;没有民族特色的艺术,是不会有前途的。与方石同志共勉。祝毕业展翅,鹏程万里。

  赵德义:唯知奋飞!与方石同学共勉。

  周 畅:艺无止境,要去登山;学无穷底,要去挖井。方石同学留念。

  谢玫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方石同学毕业留念。

  陈国权:一位音乐教育家说过:“从艺术院校毕业,好比是给人们端上一碗白面条,需要到社会生活中、音乐实践中添上各种各样的美味的作料,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们以享受、欣赏、品味等等”。而调作料比之煮白面条可要艰难。共勉。

  七

  四年学习中,常常听到大家将作曲系七位老师习惯简称为“谢曾童马廖孟王”,并以他们为荣。就像“竹林七贤”、“扬州八怪”以及“维也纳三杰”和“俄罗斯五人强力集团”那样,永远为人们津津乐道,成为一个经典性的文化符号。不同的是,“谢曾童马廖孟王”只是以姓氏集合,而没作任何修饰与评价。尽管这样,人们却依然能从中感受到对前辈大师的尊敬与赞美,感受到武汉音乐学院的优势力量与团队形象,同时还富有特别的亲切感与亲和力。多年以后,我在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文字介绍里,引申出一个新的称谓集合,即“钟陈赵周晏匡彭”,想以此来衔接对应。我并非妄自杜撰,也非随意拼凑,因为后来的这一代人同样了不起,同样值得我们骄傲。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接力,我们的学校才继续保持着应有的实力与地位。本来我好想趁此机会,再搞一个集合,但有的去,有的走,似乎聚不起来。今天,在“前浪推后浪”的歌声中,在以人为本的共识下,我衷心期待学校出现更多新一代的“谢曾童马廖孟王”和新一代的“钟陈赵周晏匡彭”。当年中音的“四大才子”,不就是你说我说,而成为天下传说了吗?

  毫无疑问,六十年校庆,聚八方人气,当成为武汉音乐学院发展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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