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音乐学院 60周年校庆

返回首页 相关链接 联系我们

首页八方抒怀正文

郑英烈:从湖北艺术学院到武汉音乐学院

发布时间:04月25日  来源:武汉音乐学院校庆网  作者:  阅读次数:

作者:郑英烈

  否极泰来


      1972年,上级决定在原校址重新创办一所湖北艺术专科学校(名义上不是恢复已砸烂的湖艺),并招收一批工农兵学员。教师班底主要是原先没有下放的,文革时尚未毕业的年青人。几个月后,大概是遇到了困难,才决定将下放人员分两批调回。于是,我结束了两年多的插队落户,又回到武汉。
     
必须说明一下的是,这所湖北艺术专科学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改为湖北艺术学院。但为叙述方便,以下都采用湖北艺术学院的校名。所谓工农兵学员,实际上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工厂、部队的文艺骨干,地方文工团团员,或是干部子女。
      1975
年,第一批进校念初一的小工农兵学员已是初三生了,那年4月我随该班到新洲县开门办学。带队的梁沛新(附中校长)安排我和宋觉之(语文老师)搞创作。所谓创作,也只是配合政治任务编一些宣传政策、表扬好人好事的快板、三句半、歌曲之类;再就是给小乐队写点舞蹈音乐(附中有舞蹈专业)。此外,梁校长还让我给学员上点简单的乐理和歌曲作法。同这帮娃娃生活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不由的想起6年前那次拉练,虽然打交道的也是初三学生,可他们带有一股可怕的杀气,而这次接触的学员却对我相当尊敬,使我感到又恢复了人的尊严,毕竟时代悄悄在变了。
     
第二年春天,我又随师范班到鄂东南的崇阳县开门办学。这第二次的开门办学竟成了改变我命运的转折点。
     
师范班是后来师范部音教系和今天音乐教育学院的前身,1976年已有两届共七、八十名学员。
     
下去时我问师范班主任周武老师:听说林(路)院长要下来蹲点,是他点名要我来搞资料的,你认为应该怎么个搞法?周武回答得干脆:什么资料不资料,现在缺的是老师,你就搞教学吧!周武又告诉我:上学期已上过歌曲写作课,这学期该上二部歌曲写作了,可连教材都还没有。你就先编教材吧,编好就上课。就这样,下去后当天夜里我就开始编写教材。幸亏随身带有一些参考资料,编写过程相当顺利。这本教材是我自编自刻的,每刻完两章就让学员拿去印。学员中许多是中、小学教师,对油印甚是在行,两星期后,一本《二声部歌曲写作》已全部装订成册。我已多年没正式上过讲台,开始讲课时心里不踏实,却没料到,学员们对我的课既感兴趣又很满意。
     
有个学员叫李发来的,是位刻钢板的高手,无论是正楷、仿宋还是美术字,样样都行,干起来又快又好。他对我说:郑老师,你只管编,刻印我全包了。在他的支持下,我放开了手脚,根据教学的需要,接连又编写了《小型乐队编配》、《小型歌剧写作》和《歌曲写作教材》。总共只花了半年时间,进展之神速,连我自己也难以想像。
     
上次去新洲,住在一个偏辟村庄,这次到崇阳却是住在离县城仅一公里的一所小学校舍。房子后面有条数十米宽的河,可以游泳、洗澡、洗衣,给生活带来方便又增添情趣。屋前有条公路通往县城,我常于清晨起床后跑步至县城,既锻炼了身体,又可在县城桥头逛集贸市场。那里鸡蛋一元十个,鳝鱼一斤两毛五,真是便宜极了,可惜没机会带回武汉,只能饱饱眼福。
     
崇阳县有一种风格独特的地方小戏叫提琴戏,因伴奏所用的土制乐器叫提琴而得名,但此提琴非彼提琴,与国际通用的Violin无关。为了挖掘文化遗产,宣传样板戏,我改编了提琴戏的原始唱腔,移植了一场《沙家浜》,由学员排练后向县领导汇报演出,受到领导的赞扬,说是很像!很像!比原来的更好听。回校后也汇报演出过一次。此举纯于赶政治时髦,当然是一次性的。
     
形势叫我欲罢不能,返校后师范班再也不让我回资料室了。我问周武:我的编制还在图书馆,这么久不回去行吗?他说:你算长期借用了,我们已请示过。
     
不久,毛泽东逝世,接着是四人帮垮台。就在那震惊中外的历史时刻,我们正在钟祥县开门办学。那是最后一次的开门办学
      1977
年,全国恢复了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积压多年的生源像决了堤的洪水,几乎把各地的报名处淹没。学校派出几个招生组分赴省内各地区,我参加了宜昌地区招生组。宜昌地区歌舞团的领导是文革前本校毕业生,自然竭尽全力相助,为我们提供报名地点和考场。光是报名工作就进行了三天三夜,共接受了千余名考生。武汉中心考区和各地区考生的总和超过万人,但录取名额很有限,本科、附中、师范大专加在一起也只有一百多个名额,真正是百里挑一
     
那次是冬季招生,新学年是1978年春开始。
     
开学后我被安排教新班的乐理课,同时着手为下个学年将要开的正规化的和声课编写新教材。此前我编过的几本教材虽属小儿科,却起了热身作用,积累了经验,编写和声教材就显得很顺利了。这本教材是针对高等师范学生的需要和特点而编写的,印出后受到来自各方的好评。
      1978
年下半年高校恢复职称,我被评为讲师。那年我已46岁,岁月无情天有情,终算盼到了大器晚成
     
也是1978年的下半年,我历史上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要恢复党籍。党员如此,团员自然不会例外。我早已超龄逾20年,作为补偿,学校团委发给我一本小小的红色封面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超龄离团纪念证》。
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1979
年秋,“第一次全国音乐院校和声学学术报告会在我院举行。我院是东道主,必须为大会提供足够份量的论文。这是领导一再向我们提出的号召和期望。经过半年的努力,我撰写了论文《五声性变化结构和弦规律初探》和翻译了《现代对位及其和声》一书。这些都是用教学以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时值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长期的禁锢已被冲破,全国理论作曲界(尤其是恢复招生制度后进校的一批优秀学子)正如饥似渴地寻求了解外界新鲜事物的途经,在此关键时刻,《现代对位及其和声》的推出,自然立刻受到同行广泛的关注。会议结束时,上海音乐出版社的代表向我约稿,将该书列入选题计划。
     
通过这次和声会,谢功成老师(当时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和声会的发起人)看出我的潜力,有意把我调回作曲系,但那时学校领导层很复杂,不可能一步到位,只好通过迂回方法,先调到音乐研究所。在音研所的几年里(198084),没有硬性的教学任务,可将全部或大部份精力投入课题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选题,根据我本人的志趣、条件和当时国内专业作曲界的迫切需要,我选择了序列音乐。那时从事此课题的研究是要冒风险的:1文革前该领域属于禁区,如今要冲破这个禁区,除了自身的胆识之外,还必需取得有关领导的支持;2,那时学校尚无进口外国图书资料的专款,与该领域有关的文献资料,图书馆里是一片空白,我必须自找门路;3,何谓序列音乐,我尚一无所知,必须从零开始,若搞不出成果来,岂不贻笑千秋。经过论证,我相信条件基本具备,序列音乐的研究就这样开始了。
     
我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是马不停蹄地阅读、翻译有关资料,若是完整的文章,便及时寄《音乐译文》发表。当时该杂志的主编黎章珉对我的翻译能力已有充份的信任,甚至到了事先约稿,限定时间,收稿后一字不改地发表的地步。这给我工作的进展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另方面,只要是中国作曲家用十二音技法写的作品,有一定创造性的,我必及时加以总结,写出文章发表,起到理论与实践互相促进的作用。
     
最初几年,我的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妻子茂煌在青山上班,早出晚归,家里有两个孩子,大部分家务落在我身上;一家四口共住一房,连书桌也没有,大部分文字是在小饭桌或琴凳上写出来的;白天时间不够,就利用夜里时间,常常是茂煌一觉醒来,我还在伏案工作。有天她对我说:半夜醒来见你还在工作,不禁肃然起敬。有她这句话,我又有了新的动力。在这之前,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不仅把我弄得心力交瘁,更遗憾的,是让我失去了二十年,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二十年。现在我拼命工作,就是要把这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1981
56月间,我将研究的初步成果给作曲系毕业班和第一届研究生开了几次讲座,简要地介绍序列音乐的基本原理和写作要领。结果同学们很感兴趣,纷纷要求把讲稿印发出来。下半年,我将几次讲稿的内容进行整理补充,写成了1982年的油印本《序列音乐讲座》。至此,总算有了一本初步的教材。1983年,我用这本教材给在校的另几位研究生开了第二轮讲座,授课次数略有增加。经过第二轮讲座,我已不满足这个版本了,于是又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补充,于859月推出修订稿《序列音乐基础》,由原先的9讲扩充到16章,并于该学期正式开设序列音乐写作课。
      1983
年我晋升为副教授,不久被调回作曲系。
     
正式开课的第一期学员包括作曲系的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和校内外进修的青年教师共十余人。正式开课和讲座不同,必需布置作业,个别改题,这对我又是一次考验。但学员情绪十分高涨,普遍反映是越学越有味。这又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课程结束后,终于出了一批十二音作品,有的还相当不错,如周晋民的钢琴弦乐五重奏《山鼓》(获湖北省室内乐创作一等奖),彭志敏的钢琴曲《风景系列》和杨衡展的钢琴曲《但曲》(均在《音乐创作》上发表)等。此后,又陆续开过几轮序列音乐写作课,每轮结业时,学生都必需交一首作品,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各自的创造性,其中不乏较为成功的作品。最后,我把历年来学生的作品精选出一部份,录制成两盘磁带。
      1985
年我院音乐、美术分家,校名由已沿用27年的湖北艺术学院改为武汉音乐学院。当时被邀在柏林进行创作的罗忠鎔得此消息后来信说:你们学校正式易名武汉音乐学院,这才名副其实。我首先向你祝贺,同时,也希望你代我向其他同志祝贺。对你们学校我始终是十分钦佩的。象你们那样埋头苦干才是我们民族音乐事业的希望之所在。
      1986
5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教材,我又趁机作了一次补充修订,书名改为《序列音乐写作基础》,书中收入有十多位中国作曲家的数十个谱例,都是前一版本所没有的。我有意加重中国作品的份量,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提供更多洋为中用的直接经验,以及进一步突出该书的中国特色。
      1987
1988年,我又相继开了两轮课,每一轮都加进了新的内容,如音级集合理论组合性序列的写作规律从调性到无调性的演化过程考证等等。这两轮课的授课时间已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都进行结业考试和作品观摩,以此两项作为学生的总成绩。
      1989
年,我写了一篇叫《开设序列音乐写作课十年回顾》的文章在《黄钟》发表,对此项工作做了详细的总结。同年,序列音乐写作课获全院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6
年退休前的12年里,我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教作曲本科的和声课;为高年级和研究生开专业外语课;带现代和声文献编译两个专业的研究生;继续搞翻译和研究工作(《调性.无调性.泛调性》一书就是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先后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等兄弟院校讲学。
     
最令我难忘的是199012月到中央音乐学院为期两周讲学的情景。
     
第一次课,当和声教研室主任刘康华陪我来到讲课的大教室时,那盛况真叫我大跌眼镜。教室里早已座无虚席,临时加了一些椅子也不行,后面站满了人,门口还有许多人进不来,一时乱哄哄的,及至老院长吴祖强亲自坐在门口把关,才让会场秩序安静下来。家住校外的复调教授段平泰和中央歌舞剧院的作曲家石夫,每天都是早早出发,骑自行车来占位子。石夫先生每次都是坐在第一排正中,从头到尾地录音。一天来了寒潮,段平泰先生特地从家里骑车给我送来棉袄。这些都令我十分感动。讲课之余,我单独接触了不少同行,其中有吴祖强、杜鸣心、王震亚、赵行道、吴式楷、李吉提、钟子林,以及校外的老朋友罗忠镕和卢世林等,真可谓一次大丰收。


     这篇自传体的文字,是应院报编辑部之约,从我的回忆录《岁月沧桑》中掐头去尾取其中间部分压缩改写而成的,跨越的时间是40年,正好勾画出我与母校有关的生活轨迹。其中第二部分(中篇)记述的是我一生中最艰难一段的事情,如今却已成了我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子曰:天降重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说得多好啊!我有深切的体会。
     
若干年前,一次闲谈中,我对恩师谢功成对我的栽培表示感激之意,谢老说:我因爱才,没少挨过批判,但我至今无怨无悔。多好的师长,多好的领导,多好的伯乐啊!数月前谢老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次聚会(按:指中南音专一、二届毕业校友聚会)的确令人感动,只可惜少了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交流各人50年来的经历,那可能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现代史。不知你注意否,各人取得的重要成就,似乎都是改革开放之后,这就很说明问题。是啊,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如此的结局,每想至此,便不由得要从心底喊出一声小平,您好!

上一条:刘正维:教师的情操 下一条:郑英烈 :从中南音专到湖北艺术学院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