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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英烈 :从中南音专到湖北艺术学院

发布时间:04月25日  来源:武汉音乐学院校庆网  作者:  阅读次数:

  编者按:历史不是抽象、空泛的概念,可靠的历史必是有血有肉、层棱映照的镜像。上个世纪好几代人缔造开创、建设发展的武音之路,后人是否一一清楚学校的这份人文“家底”,正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由于许多值得细访而未来得及深访的老一辈武音人的离去(如林路、巫一舟、孟文涛……等),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经编者再三恳求,郑英烈先生因“丝毫不愿宣扬个人”等原因屡次婉拒的本稿,终于与本刊达成“仅着墨于客观历史真迹,只求望于年轻学生能——珍惜今天的好时光”之共识,赐予《如烟往事……》。本刊因版面所限,以《从华南文艺学院到中南音专》《从中南音专到湖北艺术学院》《从湖北艺术学院到武汉音乐学院》三篇分段连载。7月(总第184期)首篇刊发后,校内外读者纷纷热情赞誉和反馈,确已证明郑老先生的稿件有着独到的价值。

作者:郑英烈 


 

(一)“肃反”运动

 

  1955年暑假前的一天,我被叫到校长住所。程云校长一脸严肃却又带着关怀的口气对我说:“两年来你的学习成绩不错,再过一年就要毕业了,希望在毕业前把你的历史问题向组织交代清楚,这对你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校长的几句话,言简意赅,而且用了“历史问题”这个词儿,我明白它的份量,却被弄得一头雾水。“我没有历史问题!”我不加思索,几乎是理直气壮地“顶撞”了一句。我一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历史问题,汕头解放时才17岁,解放前既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更没有与任何特务组织沾过边,哪来的“历史问题”?!程校长见我急了,耐心地开导我:“别把门关得太早嘛!说不定时间长了会忘记的,回去好好回忆,然后写一份材料吧!”

  这年春天,“反胡风”运动从局部漫延到全国,到了夏天,终于发展成一场“肃反”运动。50年末51年初已有过一场“镇反”运动,那场运动主要是针对全社会的,而55年的“肃反”,则主要是在政府机关、部队和国家事业单位内部进行。我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成了这场运动的对象,这突如其来的谈话使我怏怏然不知所措。

  回寝室后,我冥思苦想,希望能忆起一些“历史问题”来,好尽快向组织交代清楚。两天后,我交了第一份材料。

  学生中的骨干被组织起来,委以重任,作为这场运动的“动力”;而我们这些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却成了运动的“对象”。数年前一起入学,一起参加土改的同窗、战友,一夜之间竟变成了敌对双方,地位悬殊。原来,学校已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但学生中的运动全由学生中的“动力”出面运作。

  材料交上去后,一位“动力”找我谈话,他首先肯定了我愿意交代问题是值得欢迎的,但接着又指出我所交代的材料只是“鸡毛蒜皮”,“避重就轻”,要我继续回忆,继续交代,直到“彻底坦白”为止。参加过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彻底坦白”几乎是一个遥远的、永不能达到的指标。

  开学后,十几个“对象”经过初审,筛选出为数更少的重点对象并成立了专案组,我是重点对象之一。既要照常上课,完成各科作业,又要交代问题接受批斗,日子确实不好过。我虽然仍住原来的寝室,却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整天有同学值班看守,上厕所、吃饭都有人“陪同”,出校门是绝对禁止的,刮胡子的刀片也被没收了。……此后我又陆续写了好几份补充材料,却依然是“不老实”,是“挤牙膏”、“避重就轻”。这使我很懊丧。凭良心说,我无意隐瞒,确确实实没有比已交代的更重要的问题了。开学后的两三个月里,我就这样没完没了的写材料,接受个别谈话和批斗。

  运动进入高潮,批斗会越来越频繁。那阵子我一天到晚都提心吊胆,把毛巾、牙刷、换洗衣服都放在枕头边,准备随时被抓走,一听到汽车声便以为是公安局来抓人,每根神经都处在极度紧张之中。一天,公安局真的来抓人了。那天学校在礼堂召开大会,我们十几名学生中的“对象”被带进会场坐在第一排。会场的气氛十分紧张,鸦雀无声,校领导和公安局的同志上台讲话后,当场把声乐系一个叫石××的男同学叫上台,令其在逮捕证上签名,然后用手铐拷起来带走了,却没有宣布他的罪状。会后,趁我们惊魂未定,“动力”们又分别和我们谈话,要我们谈刚才参加大会的感想,说什么如不赶快交代问题,就会落得石××一样的下场云云。后来才知道石某被捕的原因是偷东西。本来偷那么一点儿东西是用不着被捕的,谁叫他倒霉,撞在风口上了!听说他被送去劳教。

  12月的一天,程校长把我和管弦系小号专业的谭××叫到他的办公室,用“关心”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两人已不适合继续学习了,学校准备介绍你们到农场工作,你们有文化,可学开拖拉机嘛,还是大有作为的。你们准备一下,等人事科的通知。”当时我对下农场“学开拖拉机”居然存在着幻想(那时候中国很少拖拉机,我对它的唯一印象就是在苏联电影里看到的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是何等的潇洒),压根儿就不知道学校是要把我们送下去“劳教”(一种仅次于“劳改”的惩罚)。

  1956年春,开学后的一天,有人通知我到人事科去一趟,我战战兢兢地去了。原来是省里来了两位干部,是来搞肃反复查的。他们很客气地向我说明来意之后,问了我一些情况,记在本子里,就让我走了。一星期后,人事科找我和谭××谈话,说不去农场了。

  【直至二十多年后的另一场更大的运动(“文革”)结束之后,组织上要落实政策,让我写一份申诉书,我一口气写了8张纸。当年那场“肃反”运动中给我做的结论(“政治历史问题”)终于宣告作废。】

留校工作

  1956年暑假,我和同学一起坐上南下的列车,这是整整五年来的第一次回家。校方宣布,必须在开学前准时返校,分配工作。

  ……

   8月底的一天,我们90多位同学怀着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来到大礼堂,听教务处长穆毅宣布分配工作的方案。每个人都几乎是屏住呼吸、竖起耳朵,深怕听漏了自己的名字。分配结果,有30多人留校,我幸运地实现了第一志愿。不留校的也都分到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重庆、兰州、哈尔滨、南京、南宁、昆明、桂林等地,清一色的大城市,好单位。

  此后几天里,同学们纷纷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留校的也搬进新的住所--北楼三楼的“鸽子笼”。那儿是同学们向往已久的地方,能住进去便意味着有了助教的身份。两人合住一室,我的同房伙伴是同乡、同庚、性格相近的刘运理。刘被分到基本乐科教研室,我分在作曲系的和声教研室。那个时期,由于心情舒畅,“肃反”留下来的积怨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们是三年制毕业,要当一年实习助教。实习助教的工资是每月48元,比45年制毕业生低一个工资级。后来,经多次交涉,文化部同意我们这批“土改干部”应作为“调干”处理。为弥补学习期间一直没有享受调干助学金的损失,决定让我们提前转正,工资与中央、上海两所音乐学院毕业生的转正工资相同,即每月59元,套入高教12级。

  这年暑假,学校在武汉、广州招进第一批七年制附中初一班学生(因高中是四年制,日后衔接起来就成了七年一贯制)。他们都是1113岁的小孩,突然离开父母住进学校的集体宿舍,如何管理这批孩子的生活成了学校的新课题。为让孩子们过得快乐,附中给他们每人发一个皮球……。由于对孩子们呵护有加,人们便戏称这个班为“小太阳班”(“小太阳”的典故出自苏联电影《天职》)。如今已届退休年龄的王启晨、钟德珍、蒋振瑞、张有成、杨清知等教授,就是当年这个“小太阳班”的小学员。他们进校后,校园一下子热闹了许多。

  54年第一批进校的附中高一班,这时已升入高三,按教学计划应开和声课了。我和陈励强(同班女同学)被安排给龙飞英老师当助手。该班每周一次和声大课由龙老师主讲,我们参加听课,各改半个班的作业(个别改题)。龙老师是55年从部艺调来的,抗战时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主修声乐,后因声带出了问题才改学理论。龙老师待人和气,很有长者风范,他很尊重年轻人的意见,注意发挥晚辈的创造性,与他合作很是愉快。

  一年后的1957年,我被安排给新的高三班独立开课。可以看出,学校对我的业务能力是充分信任的。

  那时全国音乐院校正在学习苏联,引进苏联教材、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和声教研室的成员一共7人:龙飞英、罗惠南、马国华、叶惠康、童永良、陈励强和我。每周三下午教研室活动时间,由各成员轮流对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和声课教学大纲用汇报学习心得的方式进行讲解,然后大家讨论,务求学深吃透。那时,斯波索宾的《和声学教程》(后来成为我国各音乐院校的“经典”教材)尚未出版,我们只能从中央音乐学院弄来油印的材料和相关教学大纲,如饥似渴地学习。(待续)

 

 

(二“反右”和“拔白旗”

 


     1957年春天,党中央发动了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党内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人民日报》5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音专党组织分别召开各种座谈会,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参加大鸣大放;团组织也动员全体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

     说实话,鸣放期间我对两年前那场“肃反”是有情绪的,只是尽力把这情绪压下去,认为最好不要涉及个人的事,以免被说成是“趁机报复”。后来实在忍不住,在大字报接近尾声时写了一篇题为《我对中南音专肃反工作的意见》的大字报,指出学校肃反时伤害了不少同志,真正的反革命一个也没肃出来,可在总结报告时却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认为这正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表现。

     不久,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那阵子,学校针对许多人认为“中南音专无右派”的右倾情绪召开了多次辩论会,结果,王义平、叶惠康、蔡正怡、马国华、张育光、徐潭、于文魁、陈信球等十来名教工被划为“右派”,这仅仅是第一批,但已占当时音专教工总数的10%以上。1957年反右没反到我头上,我以为平安无事了,那年暑假还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庐山避暑活动,玩得很开心。要是当时我“聪明”一点,主动地向组织作深刻的自我检查,也许真的会平安无事,或最多被划个中右什么的。可我一点也不“聪明”,终于在第二年被增补为“漏网右派”。

     1958年临近暑假时,一场类似“反右”补课的“拔白旗”运动悄悄在全国大专院校中进行着。事先说得很清楚,这是人民内部“和风细雨”的整风;后来中央还明确“拔白旗”不算运动,不对任何人作处理的。可是当时湖北省却与其它省份不同,将一些被“帮助”过的同志处理成敌我矛盾,补进了“右派分子”的行列。

     所谓“拔白旗”,就是人民内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一次活动,目的是巩固反右斗争的胜利。做法是人人都要作一次自我检查,取得同志们的帮助,然后人人过关。全校“拔白旗”的重点对象是副校长巫一舟,他的大字报真可谓铺天盖地,还专门开了几次全校性的批判大会。最叫巫先生难堪的是:那时学校正好有一位东德的钢琴专家,巫一舟是管教学的副校长和钢琴教授,许多活动都必须由他出面,边挨批判边陪专家是什么味道?!

     另一位情况类似的是作曲系的孟文涛老师。“鸣放”时孟老师正在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班进修外国音乐史,在那里写过一篇小字报,没想到那篇小字报竟被寄回。“拔白旗”前,学校已将孟文抄贴“示众”,还发动群众写了一批批判文章。

     我是作曲系“拔白旗”的重点对象,在系里虽受过几次批判,却是和风细雨的。

     我们三人就这样被挂起来,只等处理了。

     有意思的是,论年龄,一个40多,一个30多,一个20多,正好是“老中青”;论职称,教授、讲师、助教各一人,正好是“高中初”。

     这年暑假,中南美专搬回广州成立“广州美术学院”;中南音专则与武汉艺术师范学院(其前身为华师音乐系和美术系)合并,更名为“湖北艺术学院”。

     这时候,一场闻名全球、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正在神洲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到处是激动人心的口号:“超英赶美”,“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工人阶级吼一吼,地球就要抖三抖”……全国农村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甚至城市里也一度成立了人民公社,学校门口的解放路,一些商店把墙打通,连成一片,从今往后就是一家人了。最大胆的做法莫过于农业的“放卫星”和全民“大办钢铁”了。那时我国的钢产量是(年产)一千多万吨,只及美、苏等钢铁大国产量的十分之一左右,为了一鼓作气地赶上他们,仅仅依靠正规的国营钢铁企业是不够的。于是,发动了一场举国上下都参加的“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开学后,全体师生都投入了这场运动。

     校园深处有一块空地被辟为炼铁厂;湖边另一处空地被辟为炼焦厂(由作曲系承包)。学校派人出去取经,学习制造“冬瓜炉”(因形似冬瓜而得名)和用红砖砌的小高炉的技术,回来后把男教工和男生组织起来日夜施工。在这期间,曾提出过“三天三夜不睡觉”的口号并在男同志中付诸实施。那是我今生今世唯一的一次三天三夜没睡觉(还得干活),最后收工时,实在是疲惫不堪,但想到能与革命群众一起劳动,不仅没有怨言,甚至感到荣幸。

     中秋前后,铁矿石供应日益紧张,上级要各炼铁单位自行解决。于是学校又组织男教工和男生到大冶矿山开矿。我们住在农民家,垫稻草开地铺,白天到几里外的矿山挖矿石,再将矿石挑到一里外的火车站。如是干了十多天,做足一车皮(数十吨)才回校。

     土高炉造出来了,炼铁的料(铁矿石、石灰石、焦炭)也备足了(都是女教工和女生锤出来的),终于在一天晚上举行了隆重的点火仪式。几个小时过去了,所有“冬瓜炉”都炼不出一滴铁水,只有那个红砖砌成的小高炉才“炼”出几十斤生铁。不过那不是用矿石,而是用收集来的废铁熔化出来的。这就是几百人折腾了两个月的战果。不少单位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全民大办钢铁”。

     深秋,全校师生又按新的计划开赴丹江水库和汉丹铁路开门办学。我和巫一舟已入“另册”,当然没有资格参加。我们被安排暂时在校内劳动,每天上午8时到事务科报到,接受任务。起初,我们被安排给教工送蜂窝煤,就是从煤店用板车把煤拉回,挨家挨户送到主人家。

     19591月上旬,我和巫老师、孟老师三人终于被叫去接受“宣判”。不出所料,三人都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属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处理。巫一舟是三类右派,工资降三级;孟文涛是四类右派,工资降两级;我是五类右派,工资降一级。我的工资由59元降为53元。原来右派也分等级的,共有6类:一、二类属于“极右”,不管原来级别多高,只发二、三十元生活费;三至五类分别降三级、二级、一级;第六类最轻,只戴帽不降级。此外还有所谓“中右”的一类,那是内部掌握不公布的。我们还被告知:三天后到潜江县周矶农场 “下放劳动”。必须说明一下:因为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才叫“下放劳动”而不叫“劳动改造”。周矶农场是湖北省直大专院校和其它文化事业单位下放干部的集中地,这时下放干部已陆续抽回,便腾出一个分场专供各单位“右派”集中劳动,以便管理。

     我是光棍一条,身边无老无小,准备下放并不费事,只是走前必须把住房交出,等于扫地出门。

“发配”潜江

     19591月上旬的一个傍晚,我和巫一舟、孟文涛三个增补“右派”,加上1957年已戴帽但一直尚未下放过的王义平一行四人,在保卫科干部麦××的“护送”下,从汉口乘小火轮到潜江泽口,再转目的地周矶农场二分场。

     刚下去时,绝大多数男“右派”正在漳河水库劳动,留场人员只有少数老、弱、病、女。他们被编成两个班,其中一个班的班长是叶惠康(中央音院毕业分来的作曲系助教)。这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剃平头,皮肤黝黑,穿补丁衣服,活像个生产队长的叶惠康,与一年前相比,已判若两人。叶把我们领到一座用芦席和茅草搭建的平房,那就是我们的寝室。寝室里一排排摆放着上下两层的木床,足够容纳二三十人,此时留场人员不多,我们住进后尚未满员。室友除我们4个新来的和叶惠康外,还有张学尧(约50岁,中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张寄涛(约30岁,中南财经学院政治课讲师)、周大集(约45岁,中南美专副教授),还有几位其它院校的师生,名字记不清了。我住靠墙角的上铺。我喜欢上铺,在华南文艺学院时也睡上铺,似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周矶农场规模很大,由总场和8个分场组成。总场设施相当完备,有邮局、银行、餐馆、商店、粮食棉花收购站和加工厂,还有一所规模可观的卫生院。“大跃进”时刮过一阵干部下放风,其中几个分场正是为接纳下放干部而开辟的。8个分场中有一个是劳教分场,两个是民工分场。民工是清一色的河南老乡,他们多为全家逃荒至此而留下来种田的。大批下放干部经过一年左右的劳动锻炼之后,已陆续抽回,为了便于管理,各单位的“右派”被集中到二分场。分场的领导班子由一位书记兼队长和若干名副队长组成,他们都是各单位下放干部中被留下来管理“右派”的。

     我现在的妻子,当年的小谭19岁,但在二分场她并非最小的“右派”。我们班里还有两个更小的“右派”:一个18岁叫小戴,一个17岁叫小韦(“反右”时他们分别只有16岁和15岁),是武汉两所中专的学生。本来中央规定中专生不划右派的,不知湖北为何例外?小戴、小韦都是农场文工团成员,一个会拉二胡,一个会吹笛子,他们对我这个在音专当过助教的“大哥”几乎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很喜欢和我聊天。多么单纯,多么可爱的小伙子啊!

     春节过后的一天夜里,正准备收工就寝,忽然队部传下命令:“接上级通知,要派几个人到总场执行一项紧急任务,立即出发。”这个由七八人组成的突击队有我的名字。

     我们提着马灯,扛着锄头、铁锹,急行军来到10里外的总场。那里已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在等着我们。他把我们领到附近一片荒地,指着眼前已用石灰画了白线的草地说:政府准备在这里盖人民银行,原先这里是坟地,你们的任务是把下面的骨头通通挖出来,务必挖干净。

     这时已近午夜,在那空旷的荒野,我们借着鬼火般昏暗的灯光,你一锹我一锄地干起来。没有墓碑,地下埋有多少副尸骨心中无底,只能挖到腐烂的棺材板之后,顺藤摸瓜地挖出骨头。我们小心翼翼地捡起每一块骨头,在旁边空地上摆出个人形来,以免有所遗漏。如是反复操作,挖出了好几副,直到东边发白才收工交差。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白天不能干,非得半夜干,像一群盗墓贼?!

     漳河水库的大队人马回来后,成立了一个副业班,专门负责种菜、养猪、养牛羊的工作。番茄地里的番茄,经副业班的精心培育管理,已长到人把高,挂果累累。一日,财院一位叫刘××的老师(听说他是原民盟湖北省委常委)路过番茄地,一时嘴馋,神差鬼使地昏了头,摘了一粒番茄吃下,不幸被人发现告到队部。在队部的授意下,演出了一场热闹非凡的闹剧:刘被戴上用报纸做的高帽子,手里拿个脸盆,敲几下,喊一声。哐噹……哐噹……“我是偷番茄的贼,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哐噹……如是不断反复着绕场一周。呜呼!数年后在“文革”中常见的场面,竟在周矶农场提前预演。

     初秋的一天,农场派几十号精壮劳力前往30多里外的熊口镇挑稻谷。这种集体公差,不必列队,一路上可以三三两两边走边说笑,虽是苦差,大家都乐于参加。与我结伴同行的是小戴和小韦。他俩在我跟前显得无比天真,问长问短,多半是与音乐有关的问题。我当然是有问必答,他俩越发崇拜我了。那种环境,那种身份,居然还有崇拜者(今称“粉丝”),我自是莫大的欣慰。不知不觉已走了3个小时,大家陆续到达熊口镇。集合之后到粮仓装谷子,每人装多少都一一记录在案。领队的宣布:各人自己找地方吃饭,下午一点到某处集合。

     饭后,不少人到杂货店买罐头,准备带回去改善生活。那些罐头多为陈年旧货,可谁也不在乎是否过了保质期。

     我挑了80多斤谷子,加上两个麻袋大约有90斤。上午走了30多里,体力已消耗近半,下午的任务肯定是很艰巨的。我们走走歇歇,体力早已透支,最后十多里路真是寸步难行。回到农场,一个个都瘫倒在床上。

     这时,忽闻有人来传话:“快把罐头通通送到队部!”

     我庆幸自己没有买。晚上,队部门前用几张桌子拼起来的展台上摆满着各色各样的罐头,大概有百来瓶,每个人都必须去参观这个“展览会”,接受一次“阶级斗争”教育,这买罐头的行为是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

     1011两月是棉花收获的农忙季节。别以为摘棉花的活儿斯斯文文,《棉花姑娘》的歌曲是何等的抒情,事实上,高效率的“摘棉花”是要人的命的。摘了好半天,一秤,只有三、四斤。我的动作不算慢,一天下来也只能摘三、四十斤。一次,叶惠康报名参加队部组织的摘棉花比赛。那天他摘了80斤,得了第一名,回来几乎瘫痪。这种比赛的劳动强度几乎可与马拉松相媲美。叶惠康因动作灵巧,速度过人,大家便送他一个雅号叫“叶猴子”。

     党中央决定:1959年国庆10周年要摘去第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每年摘一批。摘帽是有关“右派”命运的大事,人人都十分关心。其程序是:分场领导做动员报告后,每人写一份自我鉴定,先在班上作自我检查,让大家评议,再作出小组(班)鉴定送队部评审,最后送上级批准。一天,上面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场里开了一个隆重的大会,由场领导宣布第一批摘帽名单。后来得知,那次摘帽的比例按规定是十分之一,但在我印象里,好像只摘了十几人,远未达到规定比例。在获得殊荣的十几人中,有我们的副班长叶惠康。令人意外的是,一贯表现很积极又“左”得出奇的正班长林××(体院)和副排长张××却榜上无名。领导宣读完名单后,称这第一批摘帽的人为“同志”,说他们从现在开始便回到人民的队伍了。这听起来是多么激动人心,多么令人羡慕。我暗自鼓励自己:好好干吧,争取明年也当“同志”。棉花摘完后,接着就是拔棉杆,将棉杆拔出来集中到田头或运回打谷场,留待冬闲时再去剥上面尚未炸开的棉桃。至此,我已参加了棉花种植的全过程,这是我今生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在周矶农场的不到一年里,经历的事太多了,这里只是挂一漏万而已。

     这时,三年“困难时期”已进入高潮。省委决定,所有高校都要自力更生办自己的农场,为学校食堂补充一部分副食,随之将各校在农场的“右派”抽调回去,以缓解劳力之不足。

     12月,我们回到武汉,回到自己的单位。但这里已没有我的家,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一切显得那么陌生,前途依然那么渺茫。(未完待续)

 

(三 在九女墩农场

 

     校办农场位于武昌东湖九女墩附近,人们管它叫东湖农场九女墩农场。那儿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水源充足,是办农场的好地方。我们到达时,农场处于初创阶段,只有几名从总务处抽调来的职工和几名来自农村的临时工。我们来后,人口骤增,两路右派(从潜江回来的和原艺师的)合在一起有近20人,成了农场的生力军。学校又配备一些干部,组成农场领导班子。下面有蔬菜队,养猪队,运输队,食堂,仓库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全体人员虽近40人,但在生产第一线的大约只有30人,这对于一个拥有上百亩菜地和两三百头猪的农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学校还按季节需要,不时安排师生轮流到农场参加劳动。
     
初期,生活十分艰苦,白天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夜里睡的是地铺。两三个月后才得到改善,劳动时间改为8小时,还从学校运来一批双层木床。
     
最初我被分配到运输队。运输队的任务是把农场收获的蔬菜运到城里(学校),把城里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建猪舍的材料)、猪饲料、大粪等运到农场。运输工具是极原始的小划子、板车、和在板车上装有椭圆形木桶的粪车。我初来乍到,没有什么专长,只能去拉板车和给会驾船的临时工小孙、小姚拉纤。
     
小孙和小姚的工作主要是驾船,他们在外面干活有时吊儿朗当不负责,这些场领导都有所察觉,终于采取措施:让徐潭、张育光和我学习驾船;把小孙、小姚调到蔬菜队。我们三人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驾船技术。
     
养猪场旁有条三四公里长的小河,靠近农场的一端连接东湖,另一端流入沙湖。驾船进城,从农场出发到沙湖这一段水路常由一人在岸上拉纤,驾船者坐在船尾用桨掌舵,这比划船要快许多。到了沙湖,拉纤者收绳上船,坐在船头,改由驾船者划船过湖。这样分工也算公平,而且可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
     
搞运输很辛苦,风里来雨里去,饱一顿饿一顿,生活极不安定。一个时期,我和于文魁两人搭档干运输,于不会驾船,只好给我拉纤。但他在漳河水库练就了一身拉车的硬功夫,我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干得最多的是运大粪,这是最辛苦的活儿。首先,得把装满蔬菜的船(或空船)划进城,再拉空粪车到学校各厕所的粪池打粪。打满一车,拉到码头,通过特制的木槽将粪装进船仓,再返回去弄第二车(两车才够一船)。美术系离沙湖近些,若是到院部(音乐系)打粪,光拉车在路上走一次来回就得花掉一个半小时,两车共要三小时,加上打粪及前后的准备、收尾工作,最后是驾船,运一次粪的全过程至少也得10个小时以上。
     
开始我害怕到院部拉粪。碰到同事或熟悉的学生,彼此都很尴尬。见他们个个穿戴整齐,手里拎着乐器或夹着乐谱,而自己却穿着打有补丁,溅有粪水的破棉袄,背后拉着一车令人厌恶、唯恐避而不及的大粪,与他们擦肩而过,难免自惭形秽。后来,脸皮慢慢变厚,自尊心慢慢变淡,也就不怎么在乎了。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独自将一船大粪划回农场(那次没人拉纤)。船靠岸时,我踩着两寸宽的船沿要到船头泊船,一时失去平衡,掉进了装满大粪的船仓,别说有多狼狈了。回去后洗了多次也洗不掉那臭味。况且那时还没有洗衣粉,肥皂是计划供应的(每月半块)。
     
一次,我驾船进城运东西,一名声乐系学生给我拉纤。当船划过沙湖时,我发现水面漂着一只死甲鱼,检起一闻,没臭,随用绳子捆好提着,准备带回农场享用。没料到刚一上岸便有人过来问我卖不卖?我想,带回农场也是麻烦事,不如卖掉换汽水喝。我把这想法告诉那位大学生,他表示赞同,于是便以15角成交。没想到当我邀那大学生一起去买汽水时,他竟拒绝了;更没想到回农场后那位大学生竟向领导揭发我,以致晚饭时食堂门口贴了一张批评我的劣迹的大字报。来农场后,我劳动出色,表现得很不错,可惜啊!甲鱼事件大大有损我的形象,看来,第二批摘帽肯定没希望了。
     
在运输队干了几个月后,我被调到蔬菜队。蔬菜队按时出工收工,每天8小时,有午休,比搞运输安定多了。蔬菜队的活路有轻有重。给蕃茄、黄瓜搭架子属于轻活;挑粪施肥是重活。整天扁担粪桶不离肩,120斤的担子从粪池到菜地来回奔跑还是很够呛的。我已锻炼到可光着膀子挑担子一点也不觉疼,肩上磨出了茧,颈后磨出个肉球,晒得黝黑油亮。养猪队的小刘(美术系助教)用美术家的眼光对我那健美的身躯啧啧称道,说我像一尊古铜色的塑像
     
在东湖农场的最后大半年,我被调去打猪草。这活儿是包干的,每天打一满船(高出船仓约两尺,码得方方正正)就算完成任务。但完成任务所需时间是随季节和天气而转移的。夏天是多种水草生长的季节,如能找到好地方,上午就能打满一船;若是寒冬腊月或风雨交加的日子,那又是另一番情景了。东湖的水草有若干种:菱角草、金丝莲是猪草中的上品,所含营养丰富,猪也爱吃,用它喂猪可节省不少精料;金鱼草属中品,湖草为下品。那些日子,除休假外,我天天在东湖,对那里的一切是那么熟悉,从九女墩旁的渔光村到湖心亭,从黄家大湾到武大,从风景区到磨山……,无处不留下我的足迹。
     
在蔬菜队,雨雪天一般是不出工的,可打猪草就不一样了,两三百头猪眼巴巴等着吃呢!即便是五六级大风,湖面上看不到一条船也照样要出工。中饭是自己带的。冬日如遇到寒潮,岸边浅水已结冰,中午把船泊在冰水里,吃着冷饭,别有一番风味。
     
冬天湖里只有一种纤维多而营养少的湖草,用它喂猪必须掺合更多的精饲料,但精料是配给的,远不够用。一些小猪经不起饥寒煎熬,纷纷死去。那些夭折的小猪,个头、年龄都与广东酒楼宴席上的烤乳猪差不多,者后能成为高级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供人类享用,也算死得其所;可前者的命运就大不相同了。食堂在一个巨型水缸里注满高浓度的盐水,把死猪不经任何处理就丢进缸里泡着,说是留待日后改善生活五一节那天,领导要我到食堂帮厨,任务是将那批在盐水里浸泡了几个月的小猪宰来加餐。当我们把密封的盖子打开时,一阵臭气迎面扑来,肥肥的蛆虫纷纷爬出缸口。我硬着头皮把其中一只小猪的皮剥光,实在没胆量继续干下去了。不知是谁说了一声算了,吃不得!我装作有事悄悄地离开现场。中午开饭时,居然桌子上摆着一盆红烧猪肉,供职工任意取用。许多人不知底细,还吃得津津有味呢。
      1961
7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右派调回学校。至此,终于结束了包括周矶农场和校办农场在内长达两年半的劳动。
重执教鞭
     
回校后,院领导向我们宣布两件事:一,从现在到开学前的一个半月,不安排任何工作,可享受放暑假的权利。二,党委决定,因工作需要,开学后巫一舟回钢琴教研室;王义平、郑英烈回作曲教研室,其他人到图书馆报到。我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学校却让我重返讲台,真是出乎意料,叫我又惊又喜。
     
那时全院只分音乐、美术两个大系和一个舞蹈科,以前的作曲、声乐、钢琴、管弦、民乐等(小)系已改为教研室。开学前,作曲教研室主任曾理中老师通知我,要我单独教大一、大二两个班的和声共同课。两班共约80人,大课分两次上,作业只好收回来改。即便这样,与以前教附中相比,工作量明显增加了不少。辛苦一点我不在乎,担心的是学生会怎样看待我?毕竟我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啊!
     
第一次课,我几乎是战战兢兢地走上讲台。但出乎意料,同学们对我非常尊敬,他们对我头上那顶帽子似乎视而不见。于是,我的顾虑终于打消。从此,我满怀信心地投入工作。
      11
月底,我终于被摘掉右派帽子。
文化大革命
      1963
年,和声共同课被掉,我被调到图书馆属下的资料室。
     
到资料室后,我提出一套改进工作的方案,主要包括:一,修订对古、今、中、外音乐资料的分类体系;二,改进索引卡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以提高检索效率。不到半年,已有明显收效。资料室的负责人张和珍是位和气、热情的大姐,她对我的建议十分支持,对我的工作绝对放手,与她合作,心情很抒畅。
      1965
年秋,学校从各部门抽调一批教师、干部到恩施参加四清。图书馆有三人参加,张和珍是其中之一。他们走后,我被指定为资料室的临时负责人,一切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没料到一场狂风暴雨正在酝酿之中。
      1966
年初夏某日上午,我和巫一舟、苏冠章、康素兰四人像往日一样在资料室办公,忽然冲进来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到处贴标语,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打倒巫一舟!”“打倒苏冠章!”“打倒郑英烈!”“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喊完后作鸟兽散。他们是附中初一的学生,进校不到一年就遇到千载难逢的文化大革命,不用上课,随心所欲,好不高兴。他们学大人,组织了自己的风雷激战斗队,到处寻找袭击目标,这次闯入我们办公室,只是一次热身,还显得有些胆怯。他们之中有两个出类拔萃的,后来成了有名的虐待狂。这帮娃娃入学不久,怎么就知道资料室有三个右派呢?是否有人在背后操纵教唆?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摘帽右派这个不能收入《辞源》的政治术语,就是那个时候被发明并沿用下去的。
     
运动初期,革命群众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按常规办事,把斗争矛头指向现成的敌人地富反坏右。不久,他们中的一部份先知先觉者发现这似乎不符合上面的意图,便紧跟中央文革,把矛头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纷纷成立战斗队,自称造反派,而把不敢造反的对立面贬称为保守派保皇派1966年冬,由于观点分歧,已停止原来按部门的分组学习,而是纷纷成立各种各样的战斗队。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最初只是采用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方式,籍此来表明自己的正确和指出对方的错误。这种方式很快便从社会扩展到普通家庭。那时候,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若持有不同观点,回家就会辩论起来,甚至反目成仇,夫妻闹离婚。那情景,就像中了邪,大家都成了疯子,如今回忆起来,真是可怕。
     
后来,两派之间的矛盾竟发展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武斗。…… 1968年夏天过后,武斗虽逐渐消失,阶级斗争这根弦反而绷得更紧了。这年秋天,我被革命小将揪进集训队。所谓集训队,就是劳改队,就是牛鬼蛇神集中营。这个队伍最后扩大到40多人,占全校教职工的十分之一强。当过右派的我,对于干体力劳动并不在乎,痛苦的是,比起当右派来,精神更受折磨,人的尊严遭到更严重的践踏。
     
革命小将命令我们给自己用黑布做一块约3×2寸大小的牌子挂在胸前,上面用白广告色书写自己的身份和性名。我的身份自然是右派份子了。必须请假获准方能上街,但谁又愿意轻易上街去丢丑呢?一日中午,我因急需购物,请假去了一趟武昌百货商店。那位售货员约50多岁,胸前也佩带着一块和我一样的黑牌,上面写着反动资本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让牛鬼蛇神挂黑牌是全市的统一行动。
     
一个寒冷的冬夜,广播里勒令全体牛鬼蛇神立即到办公楼前集合。整队后小将命令我们跪在五米高的毛主席画像前向毛主席请罪,然后继续跪着写一份请罪书
      68
年冬的一天,小将命令我们去打扫石头琴房(这种琴房每间只有六七平米,是民乐学生练琴用的),然后命令我们回家取铺盖,两人一间搬进我们为自己准备的牛棚。在牛棚,夜里睡觉不准闩门,因为小将随时都有可能要进来。有时我刚入睡,便被一阵急促的踢门声惊醒。小将是从不敲门的,他们认为牛棚的门只配用脚踢。半夜里来翻门坎的多为附中学生,目的无非是寻找刺激:查看我们写了日记没有,或要某人背两段语录,然后训斥几句等等。
     
一日三餐必须排队到食堂吃饭。从牛棚到食堂只200米,一眨眼工夫就可到达,可那时走起来却好像经过万水千山。一路上有小将押送,必须低着头走路,绝不准昂首挺胸、东张西望。到了食堂门口,还要排成几行向门楣上的毛主席像鞠躬请罪,背一段语录,然后才进去吃饭。如是一日三餐重复三次,加上早请示晚会报,一天共五次。
     
工宣队(实际上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混合体)是1968年年底进驻我院的。工宣队进校后,我们的处境有明显的改善。
     
一天晚上,工宣队把我们集中到仓库里,一连指导员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一听就知道要落实政策了。果然,那位指导员向我们交代政策后,宣布了第一批解放的名单,约十几人,其中有我的名字。接着又宣布一项皆大欢喜的决定:从明天开始,所有的人都搬回家里住。
     
工宣队的政策水平毕竟要比革命小将高。
     
从此,被解放出来的人按教学和行政分两组学习(再不用劳动了),地点在幼儿园楼上。这是从牛鬼蛇神革命群众的过渡期,我好像在黑夜尽头盼到了一丝曙光。
     
不久,集训队宣布解散,所有成员回到各自的工作单位,但偶尔也会通知我们单独学习,目的无非是提醒我们:别忘记,你们还不算真正的革命群众。一日,上面布置献血。动员报告之后是分组讨论、报名。教务处的工宣队(排长)让我们几个摘帽右派单独讨论。大家都满腔热情地报了名,可是那位排长知道后却用鄙视的口气说:谁要你们右派的血!弄得我们好不尴尬。
     
接下来的红五月,指挥部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拉练活动。所谓拉练,就是拉出去训炼的意思,也就是长途行军。除老弱病残和必须留下来以维持学校正常工作者外,几乎60%以上的人都参加了这次拉练。参加者并不都是革命群众,指挥部有意带两个反面教材下去,以便必要时可开战地批斗会,让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致松弛。
      1969
年下半年,大部份工宣队员陆续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去了,只留下少数骨干和军宣队继续领导运动。
     
这年冬天,运动向纵深发展,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斗、批、改,全校师生员工(除留守者外)转移到汉阳县黄陵矶,借住一所县立高中的校舍。该校座落在黄陵镇附近的山岗上,环境优美,几乎与世隔绝。
      1970
年中秋节前,指挥部突然宣布省革委会一项重大决定:武汉地区26所大专院校撤消6所,其中包括位于武昌郊区的农机专。上级还决定:湖艺迁往农机专,原解放路校址移交给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原在黄陵参加斗批改的全体人员转移到农机专住集体宿舍,继续搞斗批改,家属暂时不动。我们在农机专住了半个月,当大家尚未适应新环境,对前途一片茫然的时候,指挥部又宣布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撤消的大专院校由6所增加到9所,包括湖北艺术学院。指挥长宣布这决定后接着说:你们不是说湖艺是个黑染缸吗?现在就把它彻底砸烂了。接下来采取的措施是,在农机专的人员立即撤回学校,准备走.道路。回校后,指挥部召开动员大会,宣布处理方案及名单:第一部分人暂不下放,转移到某校的一个四合院等待安排;第二部分人下放到沙洋农场的.干校,不带家属;第三部分人连同家属下放潜江县的农村插队落户。动员会上要我们插队落户者做好思想准备:下去就不回来了,做好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打算。自宣布之日起,三天之内准备停当,第四天出发。
     
外面收破烂的得知湖艺要大搬迁,都想趁机捞一把。老师们纷纷把积累多年的心爱的书谱一摞摞搬出来当废纸卖,一斤8分钱。我的乐谱只留下两本:一本是《世界钢琴名曲集》(俗称Master Pieces),把它留下来是做个纪念,它已陪伴我20多年。另一本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集》(三卷本)第三卷(莱比锡正宗原版),留下它是考虑到下乡后垫床板也许派得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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