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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英烈:从华南文艺学院到中南音专

发布时间:04月25日  来源:武汉音乐学院校庆网  作者:  阅读次数:

作者:郑英烈

 

  一、赴考

  高中毕业后,听说广州有所文艺学院,便决心去碰碰运气。
      1951
7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带着简单行李、揣着一张车票和几十元钱,来到郊区的长途汽车站。所谓汽车站,只是路旁竖起一块标牌,没有任何建筑,连候车室也没有。在那标牌下,孤零零地停着一辆车身用木板做成,后面有个烧木炭的锅炉,就象电视剧《围城》里方鸿渐他们乘坐的那种长途客车。这就是当时从汕头到广州唯一的交通工具,可乘载30人左右,而且不是每天都有。公路是崎岖不平的泥巴路,三天才能到达广州。
     
正当乘客和送行的人争先恐后地把行李递给站在车顶的司机和他的助手的时候,忽然听见一声英烈,背后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回头一看,叫我大吃一惊,原来是可人姐。柳可人是柳医生的三女儿,抗战时逃难到古沟便认识的,胜利后她在潮安读高中,毕业后我母亲介绍她到礐(que)石小学教书,最近半年不知去向,她也是要到广州投考文艺学院,真是太巧了。我们都是第一次单独出远门,熟人相遇,彼此都喜出望外。我坐最后一排,车子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行驶,常把我从座位上弹起,甚至撞着车顶,必须两手紧紧抓住前面座椅的靠背才能稳定下来。可人坐在我前排,经过断断续续地谈话,知道她妹妹柳可文已在一年前到东北鲁艺学作曲。坐在可人旁边的一位30多岁的北方人大概听懂我们谈话的大意,用普通话和我们搭起腔来。这位老兄是个南下干部,在省工会工作,到汕头出差,现在要回广州。他是个见多识广、热心肠的人,又很健谈,很快便成了我们的朋友。
     
下午三点左右,到达海丰,这是第一天旅程的终点。车门一打开,早已等候在路旁的各旅社拉客仔把我们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抢着帮旅客提行李,往行李上贴旅社的标签,谁的行李被他贴上,谁就算是他的顾客。我们被领到不远处的一个小旅社,住上五毛钱一晚的统铺。
     
翌日,大家早早起床,8点前准时来到汽车旁。司机打开车门,大家便各就各位。这一天的终点站是惠州,住旅社的情况和第一天没什么两样。
     
第三天的旅程比起头两天来要复杂得多。虽叫广汕公路,实际上只是从汕头到惠州,余下的路段尚未开通。干部大哥向我们介绍情况,说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惠州继续坐汽车到某地,再转车到广州;另一条是从惠州坐汽车到樟木头,再从樟木头坐火车到广州。我和可人姐没坐过火车,想尝尝新,当即选择了第二方案。
     
中午时分到了樟木头,汽车停在火车站旁边。我们立即买了火车票,就地用午饭,就地休息。下午三点左右,我们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在火车上,干部大哥忽地问道:到广州后你们住哪里?经他一问,我和可人姐面面相觑,我们两人居然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只有一个朋友黄坤耀在广州读书,地址是郊区石榴岗广东文理学院。他是个住集体宿舍的学生,我又怎能到他那里投宿?再说,到广州已天黑,人生地不熟,还有行李,怎能找到他的住处?我突然为难起来。还是干部大哥为我们排忧解难:省学联在惠爱东路(现中山四路)中大附中内设有考生接待站,专门接待外地考生。下火车后,你们可直接到那里去,食宿都能解决。此时我们才清醒过来,万分感谢这位大哥。要不是他为我们指点迷津,还不知要遇到多少麻烦哩!真如俗话说的出外遇贵人
     
火车进站时已近黄昏,出得站来,告别了干部大哥,我和可人各叫了一辆三轮车直奔中大附中。那时节,正当外地考生赶赴广州应考的高峰期,接待站全天候有人值班。值班人员热情地帮我们办好登记手续后,把我们领到一幢两层楼房。二楼两间大房已满员,但可人仍被安排住进其中的一间。那楼是四方形的,三面有走廊,我被安排在走廊一个空位,拉绳挂帐,铺席子,总算有个不错的下榻之处。
     
华南文艺学院座落在广州市西半部光孝路尽头处的光孝寺内。解放前那里是省立艺专和市立艺专两所学校的校址,1950年组建文艺学院时虽将两所学校合到一起,校舍仍不够用,除很少的几座简陋的建筑物,其他都是那古刹原来的房子。七月下旬考试那天一大早,几百个来自四面八方,分别报考文、音、美、剧的考生早早来到校园。8点整,一阵钟声响后,大家按指定考场入座。音乐部(系)第一天考的是文艺理论和乐理。记得文艺理论有这么一道题:写出你最喜欢的两位中国音乐家和两位外国音乐家的名字,并说明喜欢他们的理由。这道题出得很妙,既考文艺思想和文艺知识,又是一篇作文。过去半年,我常逛书店,几乎每期的《人民音乐》都买了。那时国内音乐界正展开着一场关于土嗓子洋嗓子的争论,并常有介绍聂耳和星海的文章。况且我小时候就唱过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和《开路先锋》;高小音乐课学唱过冼星海的风在吼,马在叫……”,有点儿感性认识;不久前才读过谢功成编写三联书店出版的小册子《贝多芬》;又看过《乐圣舒伯特》的电影,便当机立断地在答卷上写上这四位音乐家的名字。至于喜欢的理由,已记不起了。乐理试题的内容也记不起了,但似乎没有不会答的题。过去半年的自学终算得到了回报。数日后公布录取名单,我榜上有名。一切都显得十分顺利。
     
既然已被录取,我就是文艺学院的学生了。鉴于住接待站极不方便,我大着胆子请求学校让我提前住进来,竟然获准。于是,我在八月上旬便搬进光孝寺里的学生宿舍。

二、革命大家庭
      195191日上午,华南文艺学院校园里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景象。9点正,礼堂里坐满了全体教职工和数百名新老同学,这里正在举行新学年的开学典礼。舞台正中挂着巨幅的毛主席像,两旁竖插着两排红旗;主席台上坐着以院长欧阳山为首的院、系领导,他们是:秘书长作家陈残云、教务长画家关山月、杨秋人等,会场的气氛既喜气洋洋,又庄严肃穆。
     
首长讲话后,是省里有关领导致贺词,然后由秘书长向同学(主要是新同学)介绍各系老师。先是介绍教授,请全体教授上台亮相,他们有欧阳山、陈残云、杨秋人、关山月、黄宁婴、韩北屏、陈芦荻、华嘉、易恐、于逢、林林、李门、杜埃、李迪生、黄新波、黄益伦、杨纳维、王道远、方人定、廖冰兄、李铁夫、王为一、黄如文、马皓、张江明等25人。接着介绍副教授(同样上台亮相),他们是:李育中、蔡迪支、叶素、谢功成、罗炯之、何漂民、王义平、黄锦培、陈雨田、黎雄才、赵蕴修、黄笃维、马孟平、曾永泉、黎葛民、陈达人、陈曙风、梁锡鸿等18人。然后是介绍30位讲师和3位助教。这就是当时文艺学院的全部师资阵容。就我记忆所及,音乐系讲师有方耀梅、俞薇、杨匡民、舒琛珍、黄容赞、陈婉、区晓、关慧棠、谭林、张育光、徐潭、戴朝阳、谭素容、梁芷琼、苏克等老师。会上,欧阳山院长庄严宣布:全体新同学从今天开始就是参加革命了。原来,文艺学院是所干部学校,后来我们的工龄都从入学那天算起。学生待遇也和其他学校不同,不仅免收分文学杂费,还管吃饭,每人发一套灰色干部服。
     
学校设备简陋,全系只有八、九台钢琴,维一的一台小型三角琴放在大教室供合唱课使用,其它都是破旧的立式琴。选专业时(我们是先考进来再选专业)我不敢选钢琴,而是选作曲(那时只叫和声)。没想到我的海派钢琴还无意中大出风头哩!班上有位学小提琴、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叫庄在海,祖籍普宁,因是同乡,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刚入学时,我们常趁教室没课时去玩合奏。他拉《小夜曲》、《圣母颂》、《花之歌》、《小步舞曲》等小品,我为他弹伴奏,琴声一响,常吸引一些过路的同学前来围观。班里同学对我的印象很不错,开学后我被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和副小组长(全班分三个组)。
     
学生的生活是艰苦朴素的。光孝寺里最大的建筑物--大雄宝殿--被安排作为这一届全部男生(约200名)的宿舍。佛殿很大,正中靠后处有一高约一米的平台,上面坐着一尊数米高的佛像,佛像背后朝着相反的方向,是一些较小的佛像和金刚之类的泥塑木雕。他们本是佛殿的主人,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芸芸众生只能围绕着他们,求一块栖身之地。我们睡的是两层的木床,每两张床成对紧靠,一对接一对排成长列,只留出狭小通道供人行走。我睡上铺,把铺盖铺上,挂好帐子,剩下的行李就只有一个装衣服和书籍的小藤箱了。学校没有供存放行李的储藏室,这个小藤箱只好搁在床上。要写字,就把被子放在腿上当桌子。虽然如此,大家仍把宿舍收拾得整整齐齐。学校不供应热水和开水,但校门对面马路拐弯处有一专卖热水和开水的小店,开水一瓶三分,热水一瓢一分,每天晚饭前后,人们提着铁桶、热水瓶去那里买一瓶开水和三瓢热水到澡堂冲凉(广州话洗澡叫冲凉),冲完后再把开水带回寝室。白天除上课外,大家都呆在大殿里:或在过道摆个谱架拉琴,或在腿上搁一块小画版练习速写,或躺在床上看书,或三三两两围坐聊天……,好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学子百态图。夜里息灯后,鼾声、磨齿声、梦话声、上厕所时木屐走路的笃笃声……,简直就像一首先锋派的交响曲
     
那时,学生的伙食标准是每月8.5元(旧币85千元)。每天由两位值日的学生踩三轮车到菜场采购,回来交会计过秤结账,再交给食堂烹饪加工。伙食质量相当不错:早餐有豆浆、油条,或叉烧包、牛肉炒面;中餐和晚餐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荤素兼有。
     
同学进校前的学历是参差不齐的:除正规高中毕业者外,不少是高中肄业甚至只有初中毕业;但也有读过大学,已掌握一门专业的。后者进文艺学院学习是因为兴趣转移或另有所图。医务室没有专职医生,一位1950年入学、原本学医的戏剧系学生便成了业余医生,用课余时间为师生看病。护士也由一位女生义务兼任。那时,人们脑子里有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丝毫不计较报酬和个人得失。
     
学生除专业学习外,政治学习的份量很重,每周有两个晚上的学习生活会,内容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延座讲话》、时事等与思想改造有关的文件以及思想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活动是分小组进行的,我是副小组长,有时也成了学习的主持人。学校还经常请省里有关领导来给学生做报告,或关于国际形势,或关于文艺思想。入学后短短四个月里,我深受革命大家庭的感染,也学了不少革命知识,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求进步之心十分迫切。
     
值得一提的是1951101日的国庆游行。我们的队伍特别引人注目。全校师生清一色的干部服,四列纵队,前面是校旗、彩旗和仪仗队,大伙精神抖擞、满怀豪情地高唱《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歌唱祖国》和抗美援朝的歌曲,来到越秀山体育场,和其他省、市单位的游行队伍汇合,参加隆重的庆祝大会。会上有当时的省主席叶剑英做报告,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官,心里感到无尚荣幸。

三、参加土改
      1951
12月中旬,上级决定文艺学院全体师生参加粤西土改,这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籍此让师生进行一次思想改造和锻炼。动员会后,立即停课,强化学习,初步掌握土改政策便整装待发。下乡要军事化,所带物品必须尽量简单,每人只能带一个背包和一个挂包。
      12
月底一天早晨,天蒙蒙亮,数百名师生背起行装到操场集合出发,长长的两路纵队,从光孝寺走到珠江边的天字码头,上船时才7时左右。
     
我们乘坐的是一艘叫花尾渡的大木船,这船自身没有动力,靠一艘体积比它小得多的机动拖轮在前面牵引。如今这种木结构的庞然大物早已被淘汰,但那时却是珠江和西江水上主要的远程运输工具,可载上千乘客。船舱里有一排排(连体)通铺,上面铺着一张挨一张的草席,我们每人占用一个位子。船是广州开梧州的,到珠江口转入西江,逆流而上,第二天上午到达云浮县的六都镇。六都是水路的终点,离县城还有40里。整队后,队伍继续向县城进发。
     
这是一次真正的行军。做宣传鼓动的同学在队伍外面来回走动,或说着临时编写的快板,或领着大伙唱歌;中途休息,又互相拉歌,完全是学着老区的传统。下午快到县城时,一群当地的大小干部,中小学师生已列队在城外迎接。他们举着热烈欢迎省里派来的土改大军的横幅标语,口里高喊着向土改大军学习!”“向土改大军致敬!的口号,使我们这群学生哥、学生姐精神为之一振,忘了疲劳,大踏步来到设在一幢旧式衙门里的云浮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大门前的广场。领导宣布有关集训的安排和应遵守的纪律之后,这支队伍便化整为零,被领到各队驻地(各机关腾出来的空房)。
     
全县土改工作全面铺开,需要千名以上干部。除文艺学院师生外,还有部分省属单位(省党校、华南文工团、新华书店、人民出版社、人民银行等)的干部,再抽调部分当地干部,才免强凑足此数。集训时间是十天,内容是听报告、听地方干部介绍情况,学习文件,讨论。一言以蔽之:武装思想
     
全县土改干部编成一个大队,由县土改委员会统一领导。大队下设中队,管一个区的土改工作;中队下设分队,负责一个单元(三个乡)的工作;分队之下是小组,管一个乡的工作。文艺学院秘书长陈残云参加县土委会领导班子;教务长关山月被任命为县法院院长;几个系的系主任任中队长(正职或副职);分队长一级则由学生中的党员骨干担任,至于各乡的组长(管5-6个队员),自然是学生中的团员了。
     
下乡之前,陈残云把文艺学院师生召集到广场开了个誓师大会。最后,陈郑重宣布一条纪律:下去后不准谈恋爱。然后问大家同不同意?同意的举手。话音刚落,几百只手高高举起,陈残云说:好!说到做到。
  第二天,大伙打起背包,奔赴各自的岗位,我被分到一区的南乡。
     
最初,我和中队长(一位省党校的干部)同住在大路旁一户贫农家。不久,那位中队长搬到队部去住,我被调到七、八里外一个叫吉坑的山沟里开辟新战场
     
在吉坑,我的根子叫焕哥,一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家中只有他和一位牙齿已掉光,约70岁的老母。焕哥40岁,刚进入中年,脸上却布满深深的皱纹,牙齿也已掉了许多,看上去像有60开外,还是光棍一条。
     
焕哥的草屋破烂不堪,墙上糊的泥巴许多已经脱落,进门是兼作橱房的小堂屋,两边各有一间黑咕隆冬的厢房,分别作为母子俩的卧室。焕哥房里只有一张用破木板搁起的单人床,上面一张破草席,一床已断裂发黑的烂棉絮,被单当然是没有的;蚊帐也是千疮百孔,有名无实。床头摆放着个大粪桶,是夜里解手用的,散发着腥臊味。焕哥见我为难的样子,忙对我说:明日我去借块门板给你开铺。当晚,我打开背包拿出被子,与焕哥同床共被。
     
早餐是清清的稀饭和蒸木薯片。饭后,焕哥说他要上山砍牛轭,我想跟他去,却遭到坚决拒绝,只好留下来,跟阿婆到对面山上砍柴火,回来又帮忙到谷底小溪里挑水。土改队要和贫雇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第一天已经做到,心里也就踏实些了。后来我才知道,焕哥只有屋前山坡上几小块田地,不足母子糊口,只好烧炭、砍牛轭卖点钱来补贴生活。但木炭很贱,一担才卖一块钱;牛轭呢,出去一天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那天焕哥不让我跟他去,没有别的,只是觉得我这个细皮嫩肉学生模样的同志哥,怎能随他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况且我去了也帮不了忙,说不定还会成了他的负担。
     
吉坑村总共才十多户人家,可从村头到村尾却有十二、三里。人口如此稀少,住得这么分散,怎谈得上发动群众斗地主?!连开个会传达什么政策之类,也得联合山那边另一个村的群众到村头的小学,才能凑上几十个人。就我了解,只有对面山坡上那一户像是中农,其它都是贫雇农,根本就没有地主、富农。也许正因为这里是个无关紧要的地方,上级才让我来独当一面吧!既然不可能有轰轰烈烈的战绩,那就应该通过生活本身来改造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了,以免愧对组织的信任。
     
按规定,土改队员每天伙食费三角钱。别瞧不起这微不足道的小数目,三角钱可买三斤大米,够三口之家吃上两顿干饭呢!这对当时云浮的农民来说,已是相当奢侈的了。若焕哥能在圩日卖掉一个牛轭或一担木炭,下午必定提着一条半斤重的肥猪肉回来,经阿婆切细合着豆豉蒸熟,我们三人便美美地打一次牙祭。平时的菜肴倒简单,几乎餐餐是芹菜。我从小就怕葱、蒜、韭、芹的味儿,可焕哥的菜园里偏偏只种芹菜,我只好硬着头皮咽下去。说也奇怪,十天半月下来,我的味觉居然起了变化,能够适应了。
     
某日,我被通知到中队部去领枪。上级决定,给所有男土改队员每人配一支步枪,分队长以上发的是手枪。这是全县的统一措施,据说是阶级斗争形势险恶,地主阶级已进入垂死挣扎阶段,个别地方已发生过暗杀事件,有的地方还有暗藏的反动武装组织地下军,为确保土改队员的安全,尤其是夜间外出的安全,故采取这一举措。我领到一支旧式步枪和五发子弹,每次外出都按规定随身背带,不敢疏忽。有的同学胆大调皮,私自打靶试枪。有个叫波仔的比我稍大一点的青年农民和我混得较熟,老是怂恿我放它两枪试试。我却始终不敢造次。山里常有野猪出没,糟蹋庄稼。一次,包括波仔在内的几个农民用土制猎枪去打野猪,邀我同去,说我的步枪正好派上用场。我跟他们到深山里泡了半天,结果一无所获。这支枪终于成了我的负担,它的作用只是夜里外出开会时用来壮壮胆,做个道具而已。
      1952
4月,我被调到离吉坑十多里的黄湾乡,同去的有美术系女生黄玉容(组长)和新华书店的范建华。小范和我同岁,是个斯斯文文的小伙子,我们很谈得来,许多工作都是我们俩一起去做的。
     
刚到那里,便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时值春耕时节,农民没饭吃,更没钱买肥料,眼看一天天过去,季节一过,春耕就要泡汤。本来上级打算发救济金的,后来考虑到那一带盛产石灰石,不如组织农民採石烧石灰作肥料,以工代赈。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立即投入战斗。
     
我和小范来到十里外的山区,当晚召开群众大会。主持会场的是农会主席,一位年轻的转业军人。他上台讲了一段开场白:各位叔伯婶姆,兄弟姐妹,今晚的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大家安静!请首长给我们做报告。啊!我和小范都只是十九岁的小青年,居然成了首长,是万万没想到的,两人面面相觑。这时台下已响起热烈掌声,小范广州话说的纯正,我赶快从背后用手指捅他一下,让他上台传达上级的意图。那儿本来就有烧石灰的传统,石灰窑是现成的,经过对具体方法的讨论,当即达成决议:明天开始,在指定地点收购茅草(烧窑的燃料)和石灰石。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发动群众是多么的重要,群众的力量又是多么的伟大!
     
初夏,村里接连发生两起命案。第一个死者是个60多岁的老太婆。我和小范随着报案人来到现场,见右厢房的梁上悬挂着一具女尸,据说没死多久。我们立即叫来棺材佬(以帮人入殓抬棺为职业者)将尸体弄下来。本来我们应该尽快亲自动手的,但心里害怕,要强装镇定已经不容易,哪有胆量去抱死人?!我们粗略地察看死者有没有伤痕,再向群众了解死者的社会关系、有没有仇人、死前表现等等,并将现场绘成图作了详细说明,向上级汇报。没过几天,又有人来报案。这次死者据说是个地主(那时尚未划成份,所谓地主只是原农村干部内定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到达现场时尸体已发臭,幸亏我和小范事先带有万金油,把鼻孔塞得满满的。该案有他杀的可能,我们略作调查之后向上级汇报了。大概县里也认为较严重,派来公安人员,可后来还是以自杀作结论。
     
六、七月间,我和小范被调到六都乡。先是住在某村一户贫农家,那里盛产臭虫,蚊帐只挂了一晚,四个角便都成了臭虫窝,那些日子被折腾得够呛。后来又搬到离六都镇不远的莲塘村。莲塘村是分队部所在地,分队部设在一座小祠堂内。这时,夏季整队已结束,全县进入向地主阶级发起总攻的阶段。我被委派做分队资料员(与组长同级)。分队部装有手摇电话,随时可与中队部和土委会取得联系。开始,我住在克木哥家,只实行同住、同吃,白天到队部办公。交通员柱仔(一个叫黄柱的云浮籍16岁男孩)和我一起在克木家搭伙。为了便于工作,不久,分队长蔡尚英、我和柱仔三人住到队部,吃饭仍在克木家。
     
克木哥40岁,是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皮肤黝黑发亮且爱打赤膊的帅男子,他的妻子却长着一脸麻子,看起来很不般配。听邻居说,当初克木嫂过门时,克木哥凉了半截还哭了好几天呢。可后来他们却成了一对恩爱夫妻。他们有一个13岁的儿子和一个11岁的女儿,家庭很是美满。一次,我的左脚背被毒蚊咬了,自己抓破后感染,肿得像个憋足气的青蛙肚,很快发展成脓肿,痛得不能走路。正束手无策,克木哥声也不吭,上山采了一把树叶回来。我问:这是干什么呀?他说:贼佬药,听老人说,过去强盗受伤就用它治好的。说着就将那些叶子捣烂给我敷上。我本将信将疑,又见焕哥捣烂叶子时还合着他的口水,有点儿恶心,但盛情难却,只好从命。第二天醒来,果然奇迹出现了:脓肿处穿了个洞,里面的脓全被拔出,也不痛了。克木哥见状,笑嘻嘻地问我:信不信?我连忙说:信!信!可偌大一个创口,何时才能长好呢?克木哥见我仍在犯愁,说:包在我身上!就往山上跑。一会儿工夫,又抓了一把贼佬药回来。这回做法不一样,他把叶子晒干后研成粉末撒在伤口上,我自己用纱布包好。又过了一天,真神!伤口全愈合了,上面还长了一层薄薄的嫩皮。说它是灵丹妙药,丝毫也不夸张,比当时称为盘尼西林(青霉素)的特效抗菌素还要灵。
     
分队每三天召集组长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正副分队长、负责各乡工作的组长和分队资料员。资料员的任务类似秘书工作,对汇报做详细记录,整理后当天通过电话向中队部资料员汇报;每六天将两次电话汇报的内容再集中整理成一份书面材料送中队部。若有临时发生的重要情况则随时向中队作口头(电话)汇报。刚做这工作时,毫无经验。一次,我把书面材料亲自送到中队部(平时是交通员柱仔送的),中队长看完后,把材料往桌上一扔,满脸严肃地说:空空洞洞,尽是废话,没有例子,没有数字,这样的材料有什么用!说完扭头就走。我把材料捡起放进口袋,悻然而归。这次挨了批评,给我很大的震动,中队长的话毕竟是对的,接连几天,我脑子里老在想这个问题。打从那以后,汇报会上作记录时,若材料不具体,我必追问,必要时还亲自下去调查核实。不久,中队资料员(一位省新华书店的女干部)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我:中队长对你这次写的汇报很满意。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从此,我的资料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1952
11月,全县土改宣告结束。全体土改队集中到县里参加总结庆功大会。
     
会议为期半月。其间,各区食堂争相用最好的伙食来慰劳这些劳苦功高但长期缺乏营养的土改队员。不少住山区的同志长期以野菜和黄狗头(一种野生的根茎植物)充饥,得了浮肿病。如今餐餐大鱼大肉,甚至是现场烧烤的整猪,虽是大饱了口福,久未沾过油水的肠胃却已十分虚弱,承受不了,许多人都患了急性肠炎闹肚子。各队住处大都没有厕所,拉肚子必须跑到鱼塘边,这可苦了馋嘴者。县城周围有许多鱼塘,养鱼的农民在岸边用木架和芦席搭建茅厕,大便落水,叮咚有声,引来群鱼争食,甚是有趣。这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总结会议期间,我光荣地被评为云浮县一区的模范土改队员,在中队大会上接受了区委书记颁发的一本扉页上题有郑英烈同志纪念,中国共产党云浮一区区委会赠的精装笔记本。
     
总结会议期间,上级向我们交了底:云浮土改结束后,除少数人留下继续搞复查外,其他原班人马转移到罗定县再搞一期土改(这回只要三、四个月),待罗定土改完毕,便回广州继续学习。鉴于参加土改工作已超过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半年期限(实为一年),实际上已被作为专职土改干部使用,故省委决定给大家补发工资(原先只发生活费)。工资标准是:一般队员每月28元;小组长和分队资料员略多,大约是31元:分队级再多一点。至于中队长一级,本来就是在职干部,不存在补发工资问题。那次补发工资,我好像领到百多元。
     
为了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将土改进行到底,学院又发给全体师生每人一本有欧阳山院长题词的笔记本;华南分局也发给每人一本笔记本,上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19521026日致参加土改的全体同志们的信》。大伙受到了上级的关怀和激励,又振作精神,投入了新的战斗。
     
云浮县的土改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而罗定只用三、四个月,速战速决。两个月后,果然按计划进入了划分阶级斗地主、没收征收分田地的阶段。3月底,东边单元吸收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大多为民兵)入团,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和他们一起宣誓。
      4
月中旬,罗定土改胜利结束,我们又集中到县里参加总结大会。临走时,根子金山的母亲特地为我做了一些炒糯米粉合着红糖用模子压成的饼子,这是那一带农家自制的一种传统糕点。母子俩把我送到村口与其他同志汇合,挥泪告别,久久不肯离去。
     
各路人马到齐后,县土委会领导宣布休假一天。那天各队都有自己的节目。我们分队的战友们早饭后一起来到照像馆,每人照了一张单人照,再到室外照集体照。这张照片上面印有罗定县三区东边单元全体土改队留影,1953415字样,文革中曾失而复得,如今已成为历史文物,保存在相册里。照完相,来到公园里,有人建议中午聚餐,话音刚落,全体同志都举手赞成,立即派人去餐馆订了两桌。每人14AA制,菜肴极其丰盛。
     
会议期间,同志们一有机会便上馆子报复性地解馋,常常是三五结伴去吃罗定有名的白切鸡。本来只7角钱1斤,没几天便涨到14角。戏剧系老师马孟平(华南人民剧团团长)常邀同学去吃鸡,不切碎,整鸡用手撕着吃,他说这种吃法带点野性才过瘾。要是土改期间,如此大吃大喝是要挨批评甚至处分的,如今大功告成,政策也放宽了。
     
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县委书记宣布一批表扬名单,我是受表扬者之一。连同在云浮被评为模范土改队员,便成了我的光荣历史
     
两天后,卡车把我们载到西江边六都码头,转乘花尾渡回广州。

四、院系调整
     
土改期间,学校在光孝寺的大雄宝殿左侧建了一幢男生宿舍,我们54级男生一回校便住进新居,比以前住大殿舒服多了。学校安排我们先回校的同学稍事休整便开始上课,但考虑到还有少数同学尚在罗定搞土改复查工作,不能把他们拉得太远,所以这种上课是带有复习性质的,空闲时间也较多。
     
一年多没看电影,回城后如饥似渴,一有空就往电影院跑,100天里看了90部片子,除《穆索尔斯基》连看两遍外,其余都是不重复的。
     
不久又是将近两个月的暑假。假期里,几乎天天都去越秀山游泳池游泳。兴头来了,还结伴到较远的荔枝湾的海角红楼,一处集游泳、溜冰、跳舞和餐饮为一体的游乐场所。泳毕,花两毛钱买张门票进舞场学跳舞。那是一个极其健康的、大众化的舞场,播放的音乐都是《喀秋莎》、《红莓花儿开》之类的苏联歌曲,也不设灯光,不供饮料。大约花一块多钱(包括交通费)便可尽情地玩上一个下午。
      9
月,院领导突然宣布上级决定:撤销文学、戏剧两系(该两系学生立即分配工作),音乐、美术系迁往当时中南局所在地的武汉,与中南文艺学院和广西艺专的相同专业合并,成立中南音专和中南美专,这是那时全国大专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的组成部分。
      10
月,我们乘火车来到武汉。
     
两所学校的校址都在武昌解放路的两湖书院。这儿是晚清时期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的两湖书院旧址;也是二、三十年代武昌艺专、四十年代国立体专和解放初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后改称中南文艺学院)所在地。
     
从广州来到武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那时候,马路上行人稀少,人们穿着朴素,即使是妙龄少女,也只是穿的蓝灰色列宁装,若是将白色的衬衣领翻到外衣领子上面,便是最时髦的了。学校斜对面街口三佛阁一带有几家小吃店,一根尺把长的油条只3分钱,一碗豆浆也是3分钱,花6分钱就可吃一顿夜宵。再往前走几步,十字路口彭刘杨路邮局对面的大排档更是品种繁多,食客如云。在那里,15分钱一碟武汉特色的煎豆皮或炒豆丝,或一大碗馄吞、三鲜面,和广州的物价相比,真是太便宜了。合并到武汉后,我们又从干部变为学生了,除免费吃饭外,原先以土改干部身份享受的待遇随告终止。
     
鉴于三校合并,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又鉴于今后教学将要走上正规化,开学前学校安排了一次甄别性质的编级考试。考试科目除主科外,有乐理、视唱、练耳,学过钢琴的还加试钢琴。考试结果,只有三位同学编入二年级,其余全是一年级,从头学起。
     
院系调整后,全国共有6所音乐院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现上海音乐学院)、中南音专(武汉)、西南音专(成都)、西北音专(西安)、东北音专(沈阳)。中南音专校长叫程云,延安时期鲁艺毕业,除担任音专校长外,还兼武汉人民歌舞剧院院长,上任时才32岁,程校长口才笔才俱佳,同学们都喜欢听他做报告。副校长有两位:夏之秋和巫一舟。林路是教务处长。那时音专只设作曲、器乐、声乐三个系(56年后器乐系才分成钢琴、管弦、民乐三系),行政机构也十分简单。作曲系主任是谢功成,也是32岁。那时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很年轻,多数未婚,甚少家属。年龄最大者是兼教钢琴和小提琴的罗炯之老师,也只不过40多岁,便被尊称为罗老
     
合并后的音专有几十台钢琴,与文艺学院时期相比已是大为改善了,但因学琴者多,仍不够用,钢琴专业学生每天只能分到两节琴点,我们副科的只有一节,若想多用琴,只有起早摸黑去打游击。那时校舍奇缺的程度是今日学生所难以想像的。除教室外,没有正规房子做琴房,学校只好做一批木头琴房,摆放在操场周围和湖边。美专还在操场旁边草地上用芦席搭建了一座素描教室呢。
     
最初,作曲系只有6位老师,他们是谢功成、孟文涛、王义平、黄容赞、罗惠南、曾理中。20多名学生被编成3组,分别由孟、黄、罗三位老师但任这三组的和声课。我被编在罗惠南老师那个组,该组成员除我之外,有陈良汉、王柏香、陆滋豪、陆国俊、郑希平、古荣芳、叶兆桐共8人。我因和声作业总是得,被选为课代表,很受罗老师的器重。
      1954
年,中南音专开始发展扩大:那年招了不少调干生,还创办了四年制附中(即高一至高四的音乐中专)。
     
那年夏天,我们参加了武汉那场史无前例的防汛斗争。第一次防汛工作是到江边一个仓库搬水泥,那是一场夜战。学校组织了一支突击队,晚饭前夏邦乐同志召集全体男同学集中到操场宣布名单和作战前动员。医务室提供了一份不宜参加剧烈劳动的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原因是一次体检中发现我心脏有毛病。夏邦乐念完名单后,我坚决要求参加。夏见我态度坚决,同意了我的要求,并叮嘱我量力而为。那夜,我们从8点一直战斗到天亮,把一袋袋100斤的水泥从低洼的仓库转移到几十米外另一处较高的安全地方,我足足扛了几十包。回到学校时已是又累又饿,水泥粉末撒满全身,头发里的水泥和着汗水已开始凝结成板块。暑假期间,学校住进大批修堤民工,他们每天早晨出工时把换下的脏衣服留下来,我们组织洗衣队挨房收集,拿到澡堂洗好晒干,下午他们收工回来前,我们已将干净衣服按编号送到每个寝室。开学后,市文化局又组织同学们上堤搞宣传。我被分配到汉阳郊区琴断口的砖瓦厂,那里的工人全部停工上堤,我的任务是收集材料搞创作、出黑板报以鼓舞士气。约莫干了20天才回校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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